分享一篇有意思的论文：

Krettenauer, T. (2022).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ntity: From 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 to adult maturity. Developmental Review, 65, Article 101036. DOI: 10.1016/j.dr.2022.101036.

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研究对“出现时机”存在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道德认同是童年中期才形成的成就；另一些人则坚称，它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之前不会显露。这篇论文通过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弥合了这两种观点。该框架将道德认同定义为“成为有道德的人”这一目标。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怀有这一目标；但它的特质会随着成长而变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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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并不是在讨论一个全新的临床诊断，也不是在提出某种治疗技术。它更像是在把一个熟悉的问题翻过来：过去几十年，心理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已经非常重视童年创伤，尤其是 ACE，也就是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童年逆境经验。ACE 研究关注的是童年时期是否经历过虐待、忽视、家庭暴力、父母成瘾、家庭成员入狱等负面事件。大量研究已经显示，童年逆境越多，成年后的身心健康风险越高。

Narvaez 等人想补上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半。一个孩子没有被严重虐待，不代表其发展环境就是充分的。没有明显创伤，也不等于得到了人类儿童本来需要的关系性滋养。于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出来：心理健康和道德成熟，是否不仅需要「坏事不要发生」，也需要「好东西确实发生」？

这篇论文的关键词是 Evolved Developmental Niche（EDN，进化发展生态位）。所谓 EDN，指的是人类儿童在进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一整套早期照料环境。作者认为，每一种动物都为自己的幼崽提供某种发展生态位，这个生态位与幼崽的成熟节奏相匹配。人类婴儿尤其脆弱、依赖时间长、出生时大脑仍处于高度未成熟状态，因此更需要稳定、密集、回应性的照料系统。

在这篇研究中，EDN 被具体操作化为几个童年经验维度：亲密而充满爱的身体接触，较少体罚，自由玩耍，家庭共同活动，积极的家庭情绪氛围，较少负面家庭氛围，以及照料者对儿童需要的回应。作者原本也询问了母乳喂养，但由于太多成年人无法回忆或没有回答，这一项没有纳入正式分析。

这项研究的样本包括 606 名美国成人，其中一部分是美国中西部一所私立大学的心理学导论课程学生，另一部分来自 Amazon Mechanical Turk。研究者让这些成人回忆 18 岁以前的童年经验，并填写一系列量表，包括安全依恋、内化性心理病理、道德能力和伦理取向。

这里的「内化性心理病理」主要指抑郁和焦虑相关症状。所谓「道德能力」，论文主要测量了三个维度：empathic concern（同情性关怀）、perspective taking（观点采择）和 personal distress（个人痛苦）。这三者看起来都和「共情」有关，但其实差异很大。同情性关怀是对他人的温暖和关切；观点采择是理解他人立场的能力；个人痛苦则是当看到他人痛苦时，自己被不适、焦虑或无助感淹没的程度。

论文还使用了 Narvaez 的 Triune Ethics Meta-theory（三重伦理元理论）来测量成人的伦理取向。作者区分了三种方向：Engagement（投入／关系性取向）、Social Opposition（社会对立）和 Social Withdrawal（社会退缩）。Engagement 指的是关怀、合作、同情和关系性在场；Social Opposition 更接近外化的自我保护，比如警觉、对抗、好斗；Social Withdrawal 则是内化的自我保护，比如退缩、顺从、胆怯和不敢表达。

整篇论文最核心的模型，可以写成一条链：

童年 EDN 经验 → 成年安全依恋 → 较低内化性心理病理 → 道德能力 → 伦理取向

换句话说，作者假设：如果一个人在童年得到更多符合 EDN 的照料，那么成年后更可能拥有安全依恋；安全依恋又会与较低的抑郁、焦虑等内化性症状相关；较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会支持更成熟的道德能力；而这些道德能力进一步影响一个人是更倾向于关系性投入，还是更倾向于对立或退缩。

研究结果大体支持了这个模型，但支持的方式很有意思。

第一条被支持的路径是：EDN → 安全依恋 → 较低心理病理 → 更好的观点采择 → 更多 Engagement。也就是说，童年经验越符合 EDN，成人越可能有安全依恋，内化性心理病理越低，也越能理解他人视角，最终更倾向于关怀、合作、同情和关系性在场。

第二条路径是：EDN → 安全依恋 → 较低心理病理 → 更好的观点采择 → 更少 Social Opposition。这里仍然是观点采择发挥关键作用。一个人越能在心理上理解他人的处境，就越不容易进入敌对、警觉、好斗的伦理姿态。

第三条路径则是：EDN → 安全依恋 → 较低心理病理 → 较低个人痛苦 → 更少 Social Withdrawal。这条路径说明，如果一个人在面对他人痛苦时不容易被自己的焦虑淹没，就更不容易进入退缩、顺从和冻结式的伦理取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empathic concern，也就是同情性关怀，并没有成为有效中介。换句话说，真正解释伦理取向差异的，并不是「我是否觉得自己很关心别人」，而是更具体的两个能力：我是否能理解他人的视角，以及我是否会在他人的痛苦面前被自己的痛苦淹没。

这对临床理解很重要。很多时候，一个人看起来「不够有同理心」，未必是因为道德上冷漠，也可能是因为其神经系统处在威胁或过度唤醒状态中。当他人的痛苦出现时，ta 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感觉太多，以至于只能退回自我保护。个人痛苦太高时，注意力会从「对方正在经历什么」转向「我现在承受不了」。在这种状态下，道德能力就不再只是价值观问题，而变成调节能力问题。

论文的另一个重点，是作者尝试证明 EDN 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来理解。研究者对 EDN 的多个指标做了因子分析。结果并不完美，但总体上支持将它们合成为一个 EDN 综合分数。更重要的是，无论作者使用单个 EDN 指标，还是使用综合分数，主要的中介模型都呈现出相似结果。这让作者认为，EDN 不只是几个孤立的养育行为，而更像一个共同作用的发展系统。

不过，这篇论文的限制也必须清楚地说出来。它是一项横断面研究，也就是说，所有变量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测量的。它不能真正证明童年 EDN 导致了成年结果。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回溯性自陈：成年人如何回忆自己的童年，可能会受到当前心理状态影响。一个现在心理健康较好的人，也许更容易积极地回忆童年；一个现在抑郁或焦虑的人，也许更容易回忆到负面情绪氛围。

此外，研究中的安全依恋只用了单题测量，这在方法上比较薄弱。样本也主要是美国成人，包括大学生和 MTurk 参与者，不能轻易推广到其他文化。更复杂的是，作者没有充分测量遗传、气质、家庭收入、外化性心理病理，也没有纳入完整的 ACE 指标。因此，这篇论文更适合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早期证据，而不是最终结论。

即便如此，它仍然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框架。ACE 研究提醒我们，童年发生的坏事会影响成年后的身心健康；EDN 研究则提醒我们，童年缺席的好东西同样值得被看见。一个孩子可能没有经历严重虐待，却长期缺少身体接触、自由玩耍、稳定回应、积极家庭氛围和社会嵌入。这样的缺席不一定会以戏剧性的创伤故事出现，却可能在成年后的依恋、情绪调节、心理健康和关系能力中缓慢显形。

对心理咨询来说，这意味着评估童年不能只问「发生了什么伤害」，也要问「本应存在的支持是否存在」。一个人的成长环境里，有没有可以回应需要的成人？有没有足够的身体安抚？有没有自由玩耍的空间？家庭情绪氛围是开放、放松和安全，还是长期充满羞耻、恐惧、愤怒和麻木？这些问题并不比创伤事件清单更轻。

这篇论文最后走向了政策讨论。作者认为，如果婴幼儿无法自己争取这些发展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可能影响一生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功能，那么提供 EDN 一致的照料就不只是私人家庭选择，而是社会正义问题。她们提到孕期支持、亲婴医院、助产士和导乐、带薪育儿假、公共育儿教育等制度安排。这里的政策主张显然超出了这项研究本身能够证明的范围，但它延续了 Narvaez 一贯的立场：儿童发展不应该被理解为父母个人能力的孤立结果，而应放进更大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中。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篇论文，它讲的是：童年的积极发展条件，可能像童年创伤一样深刻地影响成人，只是它们常常因为「没有发生坏事」而被忽略。

这也是 EDN 框架最值得保留的地方。它迫使我们把目光从创伤事件本身，转向更宽的关系生态。人不是在真空中长大的。一个儿童需要的不只是免于伤害，还需要被触摸、被回应、被接住、被允许玩耍、被嵌入一个足够安全的关系世界。没有这些东西，个体仍然可以长大，甚至可以看起来功能良好，但某些更深的能力——安全依恋、情绪调节、观点采择、关系性伦理——可能会以更脆弱的方式形成。

这篇论文的证据还不够最终，但它提出的问题足够重要：我们如何衡量童年？是只统计伤害，还是也统计那些没有被给予的照料？在这个意义上，EDN 不是 ACE 的替代品，而是它的另一面。只有把两者放在一起，童年经验对成年人的影响才会变得更完整。

本文由作者本人与 Claude 共同撰写完成

今天（2026 年 6 月 8 日），苹果在库比蒂诺 Apple Park 正式拉开了 WWDC 2026 的序幕。这是 Tim Cook 作为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 WWDC——他将于今年 9 月正式卸任，把接力棒交给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John Ternus。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届发布会的内容可能显得平淡。没有革命性的硬件，没有颠覆性的范式转移，甚至连去年那个让所有人又爱又恨的 Liquid Glass 界面，都在今年被悄悄地做了大幅优化和改收。

但我却觉得，这恰恰是苹果做得最对的一年。因为这次发布会，苹果在三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以一种更成熟、更系统的方式给出了答案——隐私、底层体验，以及儿童安全。在我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视角里，这三个维度恰好对应着当代技术社会中，我们最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可持续创新」的逻辑：我们到底在期待什么？

在进入具体内容之前，我想先谈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对科技发布会的欲望，本身是否值得反思？

每一年，消费者与媒体都在等待那个能「震惊世界」的时刻。当 iPhone 第一次登台，当 App Store 改变整个软件生态，当 Apple Intelligence 第一次出现在 keynote 舞台上——那些瞬间是真实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但问题是：这种突破不会、也不应该每年都发生。

Thomas Kuhn 在他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并非线性累积，而是「常规科学」与「革命」交替出现的周期。今天的科技迭代也是如此。革命之后必然是整合期。 革命带来混乱，整合才能稳固价值。

苹果今年选择的，就是整合。

Craig Federighi 在 Keynote 开场明确点出今年的三大方向：平台性能改善（Platform improvements）、信任与安全（Trust and Safety）、Apple Intelligence 与 Siri 的重大飞跃（A big leap forward for Apple Intelligence）。这个排序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性能与安全被放在 AI 的前面，这在 AI 浪潮最汹涌的 2026 年，是一种罕见的克制与自信。

如果你一直期待苹果每次都带来颠覆性的东西，或许是时候反思这种欲望本身了。真正的成熟，是能欣赏一家公司在「没有大更新」的一年，把底层基础夯实得更好。

隐私：AI 时代真正的差异化竞争力

Private Cloud Compute——被低估的护城河

苹果对 AI 隐私的承诺，并非只是营销话语。它背后有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技术架构，名为 Private Cloud Compute（私有云计算，PCC）。

根据苹果官方安全研究博客的详细说明，PCC 的核心逻辑是：当设备端的算力无法完成更复杂的 AI 推理任务时，请求会被发送到苹果自建的服务器——但这些服务器被设计成「无状态（stateless）」系统，意味着用户数据不会被存储、不会被苹果工程师访问，也不会被用于训练模型。苹果官方明确表示，独立的隐私与安全研究人员可以随时验证这一承诺。

这套架构建立在 Apple 自研硅芯片之上，采用与 iPhone 同级别的 Secure Enclave 和 Secure Boot 技术，并且故意排除了传统数据中心管理中常见的远程 shell 访问和调试机制——这些本来可以成为潜在的攻击入口。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你让 Siri 搜索你的邮件、调取你的健康数据、分析你的照片时，这些极度私人的信息不会像在其他 AI 平台上那样，成为某个模型的训练语料，也不会在某个数据中心的日志里留下你的行为印记。

AI 隐私的伦理维度：数据主权与自我叙事权

在咨询室里，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一个人最私密的东西？

不是银行账户密码，而是叙事。是你对自己过去的解读，对未来的恐惧，对亲密关系的感受，对身体状态的觉察。这些内容，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输入进 AI 系统。

当你对 Siri 说「帮我起草一封信，告诉前男友我需要一些时间」，或者「查一下 5 月 3 日我和妈妈的通话内容」——你在做的，是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托付给一个系统。

苹果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 AI 能力与数据主权之间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但更有价值的路：不是因为做不到把数据集中起来训练更好的模型，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不这么做。

这个选择，在商业上短期内可能有所代价。但它建立了一种信任——而信任，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

Gemini、ChatGPT，乃至各种国内 AI 助手，它们的商业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数据的积累与利用。这并不一定是「恶意」的，但它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越了解你，对他们越有价值；而越了解你，对你越可能构成风险。

苹果选择的是另一条路：通过硬件与软件的深度整合，在本地完成尽可能多的推理任务；对于必须上云的部分，通过 PCC 架构保证「用完即走，不留痕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能在看完这次发布会之后，心里浮现出一个念头：可以删掉 Gemini App 了。 不只是因为新 Siri 的体验更好，更因为整个生态的信任基础让我更放心。

底层优化：一种被忽视的诚意

今年的 macOS 被命名为 Golden Gate，延续苹果以加州地标命名 Mac 系统的传统。但比名字更重要的，是这次苹果在系统性能上做出了真诚的承诺。

根据 Engadget 的现场报道，苹果宣称在某些方面实现了高达 80% 的速度提升。Apple VP of OS Programs Stacey Lysik 在 Keynote 上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We optimize the parts of the system that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responsiveness of our products.

我们优化的，是那些真正影响产品响应感的地方。

这听起来很平淡，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久违的诚意。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发布会上听到苹果主动谈底层系统优化了。过去几年，我的 iPhone 随着系统版本的升级而逐渐变得迟钝——这是所有苹果用户都心照不宣的体验。所谓的「iPhone 越用越慢」，很大程度上不是硬件本身的问题，而是操作系统在追求新功能时，持续向旧硬件施加的负担。

这次，苹果明确将平台性能改善列为三大方向之一，是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在认真回应用户的核心体验需求。

另外，去年的 Liquid Glass 界面设计，收到了大量褒贬不一的反馈。很多用户觉得过于透明、难以辨认；也有用户喜欢那种轻盈通透的美学。

今年，苹果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新版系统加入了透明度滑块（Opacity Slider），允许用户自行调整界面元素从完全透明到有色调的不透明之间的效果。Tab bars、菜单、工具栏都得到了更细腻的调整。侧边栏延伸至屏幕边缘，窗口圆角更加统一，整体视觉语言更趋成熟。

背后的产品哲学值得细说：好的设计不强迫所有人接受同一种美学，它在给出审美方向的同时，留给用户自我表达的空间。

我在个人观察中一直有一个框架，我把它叫做「可持续性创新」：先通过变革性更新引入新功能，再通过后续的稳定性提升巩固用户体验。WWDC 2025 引入了 Liquid Glass 这个范式级别的设计语言，2026 年则是系统性地修复、优化、稳固。

这不是退步，是成熟。一个人在做了大决定之后，需要时间整合新的自我结构；一个操作系统完成了范式转换之后，同样需要时间把毛糙的边缘打磨光滑。

儿童安全：只有大公司才能做的事情

苹果的儿童安全 Pipeline

这是这次发布会我最想认真讨论的部分。

苹果在 WWDC 2026 上发布了一套全面升级的儿童安全工具，涵盖了从设备设置、网络访问、通讯联系人到开发者 API 的完整闭环。根据苹果官方新闻稿，这套系统的核心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 Screen Time 全面更新：13 岁以下儿童的账号将默认开启「Ask to Browse」（浏览需要家长许可）和「Ask to Buy」（App 购买需要家长许可）。

• 家长控制精细化：家长可以精确控制孩子能拨打哪些电话、访问哪些应用与网站；苹果甚至会主动建议随孩子成长调整限制的方案。苹果官方将这套设计定位为：「based on guidance from online safety and health experts, to help parents create safer, more enriching digital experiences for their kids」——基于在线安全与健康专家的指导而建立的系统。

• 开发者 API 层面：Apple 向开发者提供了 SensitiveContentAnalysis 和 PermissionKit 等 API，帮助 App 自动过滤暴力或色情内容、要求家长为新联系人授权；同时推出 Declared Age Range API，允许 App 在不获取孩子生日的前提下，根据年龄段定制化体验。

• Communication Safety：这一功能已在此前版本中推出，但在 iOS 27 中得到大幅加强——当孩子接收或尝试发送含有裸露内容的图片或视频时，系统会在本地自动识别并模糊处理，同时提示孩子联系信任的大人。所有图像处理均在设备本地完成，苹果与任何第三方均无法获取内容。

从儿童发展心理学看：这些举措意义何在？

作为一个正在接受心理咨询专业训练的人，我想从发展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视角，为这套工具的意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注解。近年来，关于屏幕使用与社交媒体对儿童青少年影响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提升，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一个相对清晰的图景——而这个图景，远比大多数家长意识到的要严峻。

大脑发育：最脆弱的窗口

2025 年 12 月发表于 Psychological Medicine 的一项追踪超过十年的纵向研究发现，两岁前高频率的屏幕接触，与青少年时期大脑成熟加速、决策能力减慢以及焦虑水平升高有显著关联。婴儿时期大量接触屏幕的孩子，在负责视觉处理和认知控制的脑网络中出现了过早的神经网络专门化，这种「早熟」反而在之后降低了大脑在执行任务时的灵活性：8 岁时表现为反应时更慢，13 岁时表现为更高的焦虑水平。

更关键的发现在于：这种影响只在 2 岁前的屏幕暴露中可见，3-4 岁时的暴露并未产生同等效应。 这说明，特定的发展窗口对于外部刺激具有极高的敏感性——这在神经科学上被称为 critical period（关键期）。同一研究团队还发现，亲子共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婴儿期屏幕暴露带来的大脑发育改变：3 岁时频繁亲子阅读的孩子，其婴儿期屏幕暴露与大脑发育损伤之间的关联显著减弱。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提示：技术的影响不是不可干预的——但窗口有限，且越早越好。

美国规模最大的儿童健康与大脑发育纵向追踪研究 ABCD Study（Adolescent Bra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Study），正在追踪超过 11,000 名 9-10 岁儿童至成年，其中一项初步发现显示：过度使用视频游戏的青少年在与奖励处理相关的尾状核（caudate nucleus）中表现出活跃度下降——这是一个与动机、决策、以及内在满足感深度相关的脑区。

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一个复杂但不乐观的图景

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议最激烈、但数据也最密集的领域之一。

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 Jonathan Haidt 在其 2024 年出版的著作《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将 2012 年前后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称为「童年的大规模重构」（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他的核心论点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在 2012-2013 年集中爆发，与智能手机进入校园的时间高度吻合。他将「手机化童年」带来的危害概括为四个维度：社会剥夺（in-person 社交减少）、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以及成瘾。他特别指出，女孩比男孩更脆弱，尤其在青春期前后（11-13 岁）开始大量使用社交媒体的女孩，抑郁风险是非密集使用者的三倍。

当然，学术界对因果关系的确立仍存在争议，需要以诚实的态度呈现。来自英国 UCL 的一项基于英国纵向家庭调查（Understanding Society）、覆盖 3,228 名青少年的追踪研究（2023 年发表于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发现，社交媒体使用量本身与后续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但自尊心的损伤可能是其中重要的中介变量。这说明，社交媒体的影响路径是复杂的，并非简单的「用得越多越不健康」。

这里有一个研究上非常重要的区分，对于家长和教育者来说值得深入理解：主动使用（Active Use）vs. 被动使用（Passive Use）。主动使用指发帖、评论、私信等直接互动行为；被动使用，就是我们俗称的「刷」——无目的地滚动浏览 Reels、TikTok、Shorts。多项研究和元分析一致表明，被动滚动与较低的自尊、更高的嫉妒感、抑郁症状增加以及生活满意度下降显著相关，其核心机制是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不断地把自己与他人精心展示的高光时刻进行对比。发表于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24）的一项涵盖 141 项研究的元分析证实了这一方向性结论。

2024 年美国 CDC 的《青年危险行为调查》（YRBS）给出了迄今最直接的流行病学证据：在报告频繁社交媒体使用（每天 3 小时以上）的高中生中，遭受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持续性悲伤／绝望感，以及自杀风险的比例，均显著高于低使用量的同龄人。约 77% 的学生报告频繁使用社交媒体，而女性、LGBTQ+ 青少年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心理健康脆弱性尤为突出。

睡眠：被忽视的生物通道

在所有机制中，睡眠是一个常被公众讨论但严重程度仍被低估的问题。

2024 年发表于《青少年健康杂志》（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的 ABCD Study 数据显示，睡前使用任何类型的电子设备（包括看视频、玩游戏、发短信、使用社交媒体），均与每周睡眠时长缩短以及睡眠障碍的发生存在前瞻性关联——也就是说，即便控制了抑郁症状、年龄、家庭背景等变量，这一关系依然稳健。

背后的生物机制是清晰的：屏幕发出的蓝光（波长 400-495 nm）会抑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而褪黑素正是调节昼夜节律的核心激素。研究表明，儿童对蓝光的光敏感性高于成人，因此受到的干扰程度更为严重；晚间屏幕使用不仅延迟入睡，还会将人体的昼夜节律时钟向后推移至少 40 分钟。睡前一小时内的屏幕使用，被识别为预测睡眠问题的最强独立行为因素（OR 达 4.12）。

而睡眠对于青少年大脑的意义，远不只是「休息」。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在整个青春期持续发育，负责冲动控制、道德判断、情绪调节等高级认知功能。睡眠剥夺会直接损害前额叶功能，使青少年在情绪调节和风险决策上的能力回退——这从神经发育的角度，为「手机让孩子变得更冲动、更情绪化」这个家长的直观感受，提供了生物学解释。

网络欺凌：数字暴力的真实代价

如果说被动滚动和睡眠问题还停留在「隐性伤害」的范畴，那么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带来的伤害则是直接且有时是致命的。

2024 年发表于《青少年健康杂志》的一项追踪研究（Winstone et al.，2024）以英国 1,195 名 13-14 岁学生为样本，发现网络欺凌受害与一年后的自我伤害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纵向关联，即使在控制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基线抑郁焦虑之后，这一关系依然成立。

2025 年 3 月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的跨国研究（Grimland et al., 2025）则在来自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大规模样本中发现：同时遭受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的青少年，自杀未遂的风险在所有群体中最高，情绪症状是其中的显著调节变量。这一发现强调了双重欺凌形式的叠加效应，以及将线上与线下儿童保护体系整合起来的紧迫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伤害在青少年群体中并非「极端个案」——一项系统综述估计青少年 NSSI（非自杀性自伤）的整体发生率约为 16%，而网络欺凌受害者中 NSSI 的风险显著高于非受害者。

用 Biopsychosocial 框架整合这些证据

如果从我学习的生物心理社会（Biopsychosocial）模型出发，把上述研究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里理解，图景会更加清晰：

• 生物层面：屏幕蓝光干扰褪黑素与昼夜节律；被动滚动与奖励回路的异常激活；婴儿期过度屏幕暴露对关键期神经网络专门化的不可逆影响；前额叶皮质因睡眠剥夺而功能受损；

• 心理层面：持续的社会比较侵蚀自尊；网络欺凌造成急性心理创伤；注意力的慢性碎片化损害深度认知能力；暴力与色情内容在认知框架尚未成熟时留下难以整合的心理印记；

• 社会层面：数字互动替代具身的同伴交往（embodied peer interaction），而后者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不可或缺；青春期女孩在社会比较与外貌相关内容方面尤为脆弱；家庭联结的削弱（成员各自盯着屏幕）进一步减少了保护性因素。

这三个层面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强化的：睡眠剥夺加重情绪调节困难，情绪调节困难增加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再次侵蚀睡眠——这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在青少年这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比在任何其他年龄段都更容易被激活和固化。

系统观下的责任分配

早在 2023 年，我在学习青少年心理学和学校辅导（School Counseling）时，就曾与教授和同学深入讨论过一个问题：在儿童的数字安全问题上，谁应该负责？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任何单一主体的独角戏。

• 家长往往知道该做什么，却缺乏技术手段去执行；

• 学校有教育的意愿，却面临家长不配合、政策不统一的困境；

• 孩子本人处于认知与自我调节能力尚未成熟的阶段，无法期待他们依靠自律解决问题；

• 平台与设备制造商拥有最直接的技术杠杆，却往往缺乏足够的道德激励去主动收紧规则。

苹果这次的举动，是在后者这个维度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用系统级的工具，把责任分配变得可操作化。 家长不再需要懂得任何代码或技术细节——他们只需要打开 Screen Time，在苹果给出的结构化选项中做出选择，整个保护机制就会在后台默默运转。

更重要的是，苹果的设计哲学是：这套机制并不剥夺孩子的探索欲望，而是在探索的边界处设置了家长参与的接口。「Ask to Browse」不是说「你不能看」，而是说「你想看，先跟爸爸妈妈说一声」——这在保护与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心理上更为健康的平衡点。

苹果的产品线正在悄悄布局儿童市场

这个趋势很有意思，很多人可能没有留意：苹果的产品线正在悄悄地向儿童与青少年市场渗透。

• Apple Watch：那款去掉了息屏显示的入门版，其实完全可以作为一款「儿童手表」定位，用于家长追踪位置、管理通讯；

• iPad mini / iPad：轻薄便携，价格相对亲民，已经成为大量家庭为孩子配备的第一块苹果屏幕；

• MacBook Neo：今年的入门版价格进一步下调，正在成为学生群体可以触及的 Mac 选项。

目前，苹果还没有推出一款专门定义为「儿童手机」的 iPhone——毕竟 iPhone 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联网，这本身与儿童保护存在张力。苹果的解法，是用软件来完成「降维」：用 Screen Time + 家长控制 + 儿童账号体系，把一台普通 iPhone 改造成一台「儿童版 iPhone」。这是一个非常聪明、低成本、高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新 Siri：距离「贾维斯」还有多远？

这次 Siri 的核心变化

我要坦白：过去几年，Siri 一直是苹果生态里我最少使用的功能之一。它总是误解我的意思，在需要它聪明的时候表现得像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

今年，苹果终于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

根据苹果官方 Newsroom 的声明，新版 Siri 的底层架构经历了根本性重建，由新一代 Apple Foundation Models 深度整合进苹果各平台，整个系统专门设计用于保护用户隐私，在个人化、能力与对话感上都实现了根本性的提升。

新 Siri 的核心能力包括：

• 跨 App 深度调度：Siri 可以真正理解并调用 Reminders、Notes、Calendar、Messages、Photos 等应用之间的数据，进行跨应用的语境理解和任务执行；

• 屏幕感知：Siri 能够理解你当前屏幕上的内容，做出有上下文感知的建议和操作；

• 多模态能力：图片、文字、表格生成，一套流程内完成，不再需要切换到第三方 AI 应用；

• 长文本生成：从演示来看，Siri 生成的内容长度、图文结合的体验、表格的生成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iMessages + Siri：日常沟通的新中枢

在美国，大众使用 iMessage 是免费的。与中国不同，美国的 SIM 卡方案通常只付流量费，电话费和短信费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发短信本身就是免费的。所以，我和朋友、群组、同学之间的交流都通过 iMessage。在聊天中，网页链接会以书签形式展现，小红书分享的链接视频可以直接播放，音乐、播客分享动画也非常自然好看。

根据演示，你可以通过 Siri 快速搜索历史消息、识别其中的图片、提取关键信息、草拟回复——所有这些操作，都在 Messages 这一个界面内完成。

visionOS 上的悬浮球 Siri：一次科幻级的界面预演

这次发布会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很兴奋。visionOS 27 中，Siri AI 以一个悬浮的发光球体出现。

在空间计算的界面里，这个悬浮球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应用窗口，而是漂浮在你的视野中，随时待命，随时响应。它的出现方式、消失方式、与你视线的互动方式，在演示视频里都有一种近乎有机的流动感。

这次 WWDC 还更新了什么？完整功能速览

前面几节，我以较大篇幅讨论了我最关注的几个议题。但这次 WWDC 的更新范围实际上相当广，以下对其余重要功能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供读者参考。所有内容均来自苹果官方 Newsroom 综合新闻稿。→ Apple Newsroom: WWDC26 完整发布

Photos——AI 图像编辑的三项新工具

相机拍完之后能做什么，今年有了全新答案。Photos 引入了三个 AI 驱动的编辑功能：Spatial Reframing（空间重构），让你在拍完照之后重新调整构图，就像在原始场景中移动了相机位置；Extend（画面延伸），可以扩展图片边缘、拉直歪斜的地平线、调整画面比例，系统自动生成缺失部分；以及大幅升级的 Clean Up，可以更自然、更精准地移除画面中的干扰物。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经过 Apple Intelligence 修改的图片会自动嵌入一个隐藏的 SynthID 水印，以标识 AI 编辑痕迹——这是一个在透明度上非常有价值的设计。

性能层面，Photos app 新照片进入照片库的速度提升了约 70%，这对每天拍大量照片的用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体验改善。

Safari——从浏览器到你的「网络代理人」

这次 Safari 的更新，是近年来功能密度最高的一次。

Apple Intelligence 可以自动将你打开的标签页按主题归类——如果你同时开着十几个旅行规划相关的页面，Safari 会把它们整理进同一个「旅行」主题组，随时展开查阅。Notify Me 功能则允许你监控某个网页的变化，比如商品是否恢复库存、价格是否下降，一旦检测到变化即时推送通知。最有意思的是 Describe an Extension：你可以用自然语言描述你想要的功能，Safari 会直接生成一个自定义工具栏插件。这基本上把原本需要懂代码才能完成的浏览器定制，变成了一件所有人都能做的事。

Passwords——AI 自动更新你的密码

Passwords app 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密码储存工具，这次得到了质的升级：Apple Intelligence 现在可以自动检测弱密码或泄露密码，并在你授权后自动导航至对应网站，完成密码更换流程——全程无需你手动操作，安全性和便利性实现了少见的同时提升。

性能数字——这次真的很具体

苹果今年罕见地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性能测试数据，对应苹果 2026 年 4-5 月内部测试结果：

• App 启动速度最高快 30%（iPhone 11 Pro Max 对比）

• 新照片进入 Photos 库的速度快 70%

• AirDrop 传输速度快 80%

• 文件浏览速度最高快 5 倍（iPad Pro M4 外接 SSD 场景）

macOS Golden Gate——Intel Mac 正式谢幕

今年的 macOS 27 以旧金山湾区的地标金门大桥命名，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首个完全放弃 Intel Mac 支持的 macOS 版本，仅支持搭载 Apple Silicon（M 系列芯片）的 Mac。去年的 macOS Tahoe 26 已经预告这是 Intel 的最后一个版本，今年正式兑现。对于仍在使用 Intel Mac 的用户，这意味着需要考虑升级计划了。

watchOS & tvOS 的更新

这次 Keynote 没有为 watchOS 和 tvOS 单独开设详细演示时段，但两者均随同升级至 27 版本。Siri AI 将在 watchOS 27 上可用（通过配对的 iPhone 运算）；watchOS 27 的兼容性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更新砍掉了四款此前可运行 watchOS 26 的设备，用户可以前往苹果官网确认自己的 Apple Watch 是否在支持列表内。

中国大陆用户的重要说明： Siri AI 及所有相关的 Apple Intelligence 新功能，在中国大陆暂时无法使用，苹果正在处理监管合规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上线时间表。

最后，这是一个需要单独说清楚的问题，直接引用苹果官方 Newsroom 的原文：

「Siri AI and the other new Apple Intelligence features will not be available in China while Apple works through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 Apple Newsroom, June 8, 2026

这并非今年新出现的状况——自 Apple Intelligence 在 2024 年首次推出以来，中国大陆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市场。苹果官方的解释是「监管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背后的实质是中国政府对 AI 内容审查与数据安全有严格的本土化合规要求，苹果至今未能在保持其隐私架构完整性的前提下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对中国大陆的苹果用户意味着什么？

简而言之：iOS 27 秋季正式版本你可以正常安装，系统性能提升（App 启动速度、AirDrop、Photos 等）你可以享受，Liquid Glass 的界面优化你可以享受，儿童安全功能你也可以使用——但 Siri AI、新版 Apple Intelligence 的全部 AI 功能（Photos 的 AI 编辑、Safari 的 AI 标签整理、Passwords 的自动更新、以及 Siri 的对话和跨 App 调度能力），均暂时不可用。

这和欧盟的情况相似但原因不同：欧盟是因为 DMA（数字市场法）对 AI 系统访问权限的监管冲突，中国大陆则是因为 AI 内容与数据的本土化合规要求。两者都导致了功能缺席，但苹果与两个市场监管机构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如果你是「重新思考」的读者，正在中国大陆使用苹果设备，我的建议是：秋季更新系统是值得的，性能改善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 Siri AI 相关功能的期待，暂时需要按下暂停键。

一个时代的落幕：Tim Cook 的谢幕

我必须在这篇文章里留出一段，来说说 Tim Cook。

今天的 WWDC，是他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一场发布会。他将于今年 9 月卸任，把这家市值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公司，交给 John Ternus。

当他在 Keynote 最后说出那段话时，台下的开发者们给了他持续的掌声。据报道，Tim Cook 在致辞时数度哽咽，眼含泪光

Tim Cook 不是 Jobs。他没有 Jobs 那种带着浓烈魅力的革命性人格，也没有能让整个行业屏息以待的产品直觉。但他用十五年时间，把一家依赖单个天才的公司，变成了一架精密运转的全球机器，走向了更包容、更可持续、更有系统性的轨道。

隐私、无障碍功能、儿童安全、环境可持续性……这些往往不被媒体大量报道的议题，是 Tim Cook 时代苹果最真实的 DNA。而这，恰恰是今天这场发布会想要传递的价值观。

结语：慢下来，不是退步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我对 WWDC 2026 的感受，那就是：苹果在慢下来，但这种慢是有方向的。

在 AI 军备竞赛进入白热化的 2026 年，苹果选择用性能优化、隐私保护和儿童安全作为今年的主题，而不是单纯地堆砌更多 AI 功能——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价值判断。

佛教里有一个概念叫「不退转」（Avinivartanīya），即在清醒认知中的稳步前进，不被外部的浪潮裹挟，也不会在混乱中失去自己的方向。

苹果在 2026 年所做的，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不退转」：在整个行业都在疯狂往前跑的时候，它选择先把已经跑过的路走稳。

这对于那些期待每年都有革命性更新的人来说，或许令人失望。但对于那些真正在乎自己数据安全、在乎孩子数字健康、在乎手里这台设备能不能用得更久的人来说——

这才是最值得期待的苹果。

本文写于 2026 年 6 月 8 日 WWDC 发布会当天。所有技术细节引用均已附上参考链接，欢迎点击核实。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启发，欢迎转发给同样关注科技与人文交叉议题的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关注苹果这次更新的哪个方面。

参考资料

Apple 官方 Newsroom（第一手来源）

1. Apple Newsroom — Apple previews new child safety features（儿童安全功能官方新闻稿）

2. Apple Newsroom — Apple Intelligence brings powerful AI capabilities into everyday experiences

3. Apple Newsroom — Apple introduces Siri AI, a profoundly more capable and personal assistant

4. Apple Newsroom — Apple unveils next generation of Apple Intelligence, Siri AI, and more（WWDC 综合新闻稿）

5. Apple Newsroom — Due to DMA, Siri AI delayed in EU for iOS 27 and iPadOS 27

Apple 官方技术文档

1. Apple Security Research Blog — Private Cloud Compute

2. Apple Support — Apple Intelligence and Privacy

3. Apple Support — Parental Controls and Screen Time

4. Apple — Privacy Features

5. Apple Developer — WWDC26

第三方媒体报道

1. CNBC — WWDC 2026 Live Updates

2. Engadget — Everything Announced at WWDC 2026

研究文献——屏幕时间与大脑发育

1. Neuroscience News — Early Screen Time Linked to Long-Term Brain Changes, Adolescent Anxiety (2025)

2.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ine — Screen Time and the Developing Brain: Are ‘iPad Kids’ at Risk? (ABCD Study)

研究文献——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

1. Haidt, J. (2024).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Penguin Press. — NYU News summary

2. Plackett, R., Sheringham, J., & Dykxhoorn, J. (2023). The Longitudinal Impa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UK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5, e43213. JMIR

3. Valkenburg, P.M. et al. (2024). Are active and passive social media use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A meta-analysis of 141 studi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9(1). JCMC

4. CDC MMWR — Frequent Social Media Use and Suicide Risk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United States, 2023. CDC MMWR

研究文献——睡眠与屏幕使用

1.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 Bedtime Screen Use Behaviors and Sleep Outcomes: Findings from the ABCD Study (2024). JAH

研究文献——网络欺凌与自伤／自杀

1. Winstone, L. et al. (2024).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Self-Harm.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75, 298–304. JAH

2. Grimland, M. et al. (2025).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 Among Adolescents: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IJERPH, 22(3), 385. PMC

不过，说来惭愧，我尚未完整地读过她的作品，也没有完整看过她参与的圆桌派，但每次都会停驻在有她的视频切片里。她对文学的独特见解，谈吐间流出的那些知识和信息，以及超强的语言组织能力，令我十分敬佩。

2019 年，因为发了一个朋友圈，蒋方舟被 GQ 智族邀请在一个名为「面向未来」论坛上分享自己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互联网脱退」。去年，我有幸在方所参加了她的新书签售活动。新书《主人公》便是这场脱退实验的结果，一本厚厚的书。我的箱包里已经没有能装下它的空间了，故而没有将其带出国。

后来，我选修了 Learning Technology 这门课，并了解了更专业的准确术语——「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1。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社交媒体的关系，以及我为什么决定开始数字排毒。

前言

我一直是一个在互联网之外游离的人，甚至说，有点儿讨厌媒体。

从小学到大学，我基本不接触社交媒体的。

小学时，母亲给了我一部安卓 2.4 版本的 HTC 电容屏手机用来联系；初中时，父亲给我买了一部红米1S 联通合约机，用来听歌，浏览科技讯息，和同学一起用虎扑看球；后来，我自购了一台诺基亚，让自己专注学习。那个时候，即使有微信，我更习惯发短信或者打电话联系好友，约他们出来打球、聊天或者吃饭。

高中时，微信才被高频率使用起来。我的手机也换成了性能和内存更高的坚果 Pro 细红线版。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浏览公众号、观看视频；我也有了第一部电脑——Surface Pro 3。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习使用 Windows，搜索各种信息和软件，并开始练习写作等等。手机主要还是用来听音乐、看讯息。即便高三到了美国，我也没有用什么社交媒体软件，只下载了 Instagram。由于朋友比较少，且没什么互动，也就删掉了。

大学期间，微信变成了主要的社交渠道——一个庞大的校内信息与二手商品交易所。群聊里聊得热火朝天，但现实里却非常孤独。聊天模式也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可我根本不擅长文字聊天，感觉无论怎样都没办法准确地传递自己的情绪和意思。表情包的出现暂时缓解了这个问题，但也不够好。

2020 年 4 月，为了看老罗直播，注册了抖音，但等新鲜劲儿过去后就删掉了。直到，3 年后再次留学时，我又下载回来以应对留学时候的孤独。2022 年初，作为课程作业一部分，我注册了推特，也就是现在的 X。

毕业回国后，写文章是我擅长的，所以找工作时，我只能去找文案编辑类或者新媒体的工作。这也成为我开始高强度冲浪的开端。因为留学期间写的文章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大众认可，2024 年的时候，我拿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这才下载注册了小红书，并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小红书做账号。

好像，我一直在刻意地和社交媒体保持距离，直到为了挣钱。

开始负责新媒体的工作后，我的注意力就被各种平台一寸一寸、一片一片地拆解、分裂。手机荧屏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一样，肆虐地吞噬着它们，汲取养分。这就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想把你的灵魂从你身体里面拽出来一样。

除了分发宣传物料和撰写对应策略内容外，我还需要同时负责各种公关应对，应付客户的心理状态和高强度的负面情绪。一整天下来，整个人劳累无比，状态也是支离破碎的。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我几乎没有任何精力阅读、写作，也近乎丧失了创意力。为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我找到一家附近的健身房，下班之后去锻炼一下，激活一下大脑其他区域和身体模块，这才让我慢慢恢复了精力，一个月也瘦了 10 斤。

有了类似的新媒体经验后，回到北京后，我也开始自己做账号了。目前我有三个小红书账号：RE 重新思考（图文书籍心理类）、南山居氪（图文数码类）和 Marvix（视频为主的个人日常号）。我最初想用 Marvix 账号分享我的笔记方法日常，结果被算法识别成手账博主了。如果我再发别的内容，不仅不会有自然流量，也会干扰已经发布的内容池。

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被碎片化、被商品化、被景观化。你开设的这些账号，必须符合「算法他者」对你的一种定义。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被它识别，必须要被它看到，你才能够享受流量池。

于是，从这一刻开始，你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你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被剥削的奴隶。

所以在这些数字平台上，你没有办法展现自己的本然，一个多样、鲜活的整体，而是必须以某一种身份、人格、特点而活着。为了在平台上活下去，你必须将自己拆分并构建不同的数字身份，从而符合他者对你的期待

以一个多样的整体而活着，而是必须以某一种身份而活着。为了活下去，你必须将自己拆分并构建不同的数字身份，从而符合他者对你的期待。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因此，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媒体人或自媒体人，获取流量的意图与我「助人」本性相悖，利用人们的情绪并过分商业化注意力，这是不道德的。即便深知背后的运营原理，我也对此十分抵触。

为什么退出互联网？

我决定退出互联网的原因和蒋方舟在播客里面谈到的大差不差。互联网上的信息正在掠夺我的注意力。这背后的机制主要有三种：

1. 捕捉：利用标题党、意外事件和丑闻来博取关注。

2. 保持：通过「猜你喜欢」的平台算法和无限滑动的交互设计，让我们总觉得下一个帖子或视频会更好。这种机制持续刺激多巴胺，以此提升用户的留存时间以及返回继续使用的活跃频率。

3. 社会注意力：即单向关注、陌生人评价以及群体情绪的机制。

在这些机制的影响下，我的注意力不断被拉扯和分裂，变得混乱，让我无法专注于当前的学业和 Substack 写作。内容创作变得匆忙，日程安排也愈发紧凑，没有留给自己自我关怀的时间。这种混乱对我的身心健康特别不利。

理性沟通环境的缺失、视频广告以及内容的虚假严肃化，也是我退出互联网的原因。如今在互联网上很难进行理性的沟通。点赞、评论带来的多巴胺刺激，让我们逐渐只去寻找那些能获得自我认同的语言和内容，而无法忍受那些理性但与我们观点相左的意见。我们缺乏一个包容、放松且安全的环境来讨论问题。

其次，视频中的广告（无论是软广、硬广，还是评论区的置顶链接）都极大地干扰了我欣赏内容和进行思考的体验。另外，很多内容其实并不复杂。但一些博主会故作严肃、矫揉造作，实则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在讨论这些话题时的某种自我期待。这种内容对实际的社会进展毫无帮助，反而带来了大量非理性的讨论和负面情绪，进一步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

情绪变化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主要运营两个小红书账号和 X。这两个小红书账号都过了 1000 粉，而 X 现在也慢慢将近 5000 粉丝了。小红书的三个账号都各自有过爆帖，所以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去运营了。

然而，自那之后，每次发帖，我总会关注浏览量、点赞数这些数据指标。如果有时没有点赞或浏览，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负反馈，我会感到气馁和焦虑，并迫使自己尝试寻找新的运营方式。

X 也是这样。我最初的目标是 3000 粉，达到后又想冲击 5000 粉，但因为 X 清理了很多账号，我的粉丝数又跌破了 5000。这个目标似乎一直无法达成，每次掉粉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挫败感。我觉得这种算法和点赞机制让我陷入了自我怀疑，甚至产生了一些比较心和嫉妒心。我总觉得，为什么其他的大 V 能够有这样高的浏览量，并且能在 X 上赚到钱？

但后来冷静下来想通了，看了看他们的帖子，其实也并非都是高质量的。我们分享的内容也不一样。好像在中文圈，大家都更乐意去浏览和学习 AI 的内容，我也不例外。不过，上面大部分是 AI 和开发者相关的领域，而作为一个人文心理方面的创作者，自然就不会受到算法的青睐。

注意力混乱

自从开始做社交媒体之后，我的注意力在慢慢减退。原来最长可以专注 90 分钟，但现在只能专注 60 分钟。无论想通一件事还是没想通一件事，我都没有让大脑神游，而是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刷抖音。然后，想通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没想通的事情，需要接着想。同样一件事情，耗费两倍的时间，效率非常低。

上学以来，我没想到课程的阅读量和作业量会如此庞大（MS 就是比 MA 要难得多啊）。我个人选择的方向是 整合理论（Integral Theory）。这个理论取向要求学者掌握的知识既广又深，并且你必须有能力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使其成为你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你有能力用自己的话讲述给别人，并将其与你本身已掌握的知识进行融合（assimilation），进而构建出你自己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完美主义」的我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现在已经降低了一些）。我很希望未来的自己能从多方面、多角度去帮助来访者。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阅读、抄写、连接这些信息，将它们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由于我的注意力被干扰、被减退，每周的 Substack 写作也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在上个月，我发现 AI 在推特（X）上引发了一系列热潮，我的时间线充满了大量的浏览量颇高的 AI 相关文章。看上去是我非常感兴趣的，累积了 55 篇文章，却一篇都没有仔细读完过。

我不禁反思：这些 AI 内容对我来说真的重要吗？

好像并不重要。

搜索这些 AI 内容也来源于我的 FOMO，担心自己因为无法掌握相关领域的知识而落后，担心失去那个「引以为傲」的领先位置，也可能是为了和认识的开发者朋友有共同话题。

后来想想，这只是我的执念罢了。 AI 变化的这么快，如果未来有需要的时候，那时候自然会遇到更有价值的信息。

因此，最重要的是明白什么是与你有关、值得关注的，并舍弃掉那些跟你没关系的信息。

另外， 社交媒体除了流量曝光之外，并没有带来变现；由于平台算法之缘故，我也无法长期得到积极反馈，这更加影响了我的情绪。这反而拉扯、分散了我大量的注意力，学业、写作、运营哪边都是匆匆忙忙的，费心劳神的。我也没有自己的时间，闲下来就会刷抖音，真正能让我身心休息，让大脑放空的时间所剩无几。

这是我决定退出互联网的第二个原因：我需要将注意力撤回到学业和 Substack 的每周更新上，以此保证我学习和写作的质量。

没有沟通

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认识——听上去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

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可能会发现很多人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要求个体需要具备一些品质：诚实、谦逊、理性、批判、勇敢、审慎、豁达、自信……像其他领域的人一样，也需要那一点点的天赋。你需要知道自己知道的，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并明白不知道自己知道。换句话说，这需要你对知识和自我的知识体系有深入的自己的见解。

在知乎、B 站、豆瓣等平台的「网哲」圈子里，很多人都是「失语症」的，成为了语言的奴隶，也导致了一些词汇的误用、误读。我很多时候并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例如，「自我」是 ego （弗洛伊德/霍尼）还是 self（荣格/科胡特）？「女性」是 women、femininity、还是 female？「凝视」是 look（萨特）还是 gaze（拉康/福柯）？

因此你会发现，由于这些人缺乏批判理性、批判思维以及理性思维，他们对知识本身缺乏独立的理解，只是在玩弄词语。所以，互联网上很多词语的定义是混乱且不明晰的，由此带来的沟通不仅没必要，而且充满歧义。又因为个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包容度极低，这种沟通自然是无效的。后来我也发觉，我没有必要花费自己的时间去与人争论什么。

这些人还有另一些特点，比如将某一个理论视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解，对其产生盲目的崇拜，并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某一个知识、某一个认识论、某一个世界观或者某一个宗教来解决。但实际上，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有很多种方式。

另外，很多人会依附于知识权威，成为某些观点的拥护者，并排斥他人提出的质疑。比如一些教授或知识工作者分享的内容，其实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去阅读和反思，你也能自己明白，完全没有必要去收藏这些「金句」。

这种现象在各个知识领域都普遍存在。有些人说起话来看似高深莫测，堆砌了一堆术语，但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当然，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认识论需要很多阶段，需要一定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能很快改变的事情，即使我现在也在不断地练习。例如，创办「重新思考」栏目并进行大量写作，也是我个人的一种方式。我并不是以一个居高自傲的心态去贬损其他人。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第三视角、一个自我批判的视角，以不断地提醒自己、反省自己，我们这才能不断地精进。这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

点赞

「点赞」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奖赏回路的神经反应，这种反应与社会奖励（声望、认同）和金钱奖励重叠。点赞也会将公民异化成消费者，使得大众越来越培养出一种只消费「自己喜欢的内容」的认知模式。如果长期待在其中，它会降低你对自己不喜欢的内容的阈值。于是，你会对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产生一种极强的厌恶和极弱的忍耐度。

点赞不仅影响浏览者，也会影响创作者。一项 研究 表明，当用户收到点赞和评论后感到兴奋，发帖频率就会提升；用户未收到预期互动而难过时，便会调整发布内容。另一项 研究 表明，获得较少点赞的参与者，其自尊水平显著降低，存在意义感减弱，积极情绪也明显减少。

在这样的强化学习下，你会主动寻求认同感。为了避免遭受负面情绪，你会不断地去找寻别人的认可。这种「认可」（acknowledgment）逐渐升级为了「认同」（identification）。于是，你便作茧自缚。如果别人不同意你，你会愤怒——屏蔽、冷战、骂回去、挂人（当中羞辱）——又或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这在父母孩子、伴侣之间非常常见。

这种逻辑下，「你认同我，我们才是朋友，你不认同，那我们就是敌人」；既然是敌人，我们就要打倒你、压倒你。所以整个环境就没有办法做到求同存异、兼容并包，从而导致使用者从认可上升到认同。

和我有分歧的人，不是一个也有自己的理性想法、所以可以对等讲理的个人，而是要压倒的对象。

创作者变得越来越自恋，也同时被评论和点赞裹挟。好的一面是，创作者可以在观众们的托举下成为该领域的关键意见领袖（KOL），打造个人 IP，新来的观众可以立刻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也可以变现。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宝玉、李继刚、花生、向阳乔木……和从零开始可能是不一样，他们早就深耕在各自的领域并做出了一些成绩，社交媒体只是他们工作身份的延展。对其他人来说，不好的一面则是你很难摆脱大众对你的分类——标签化。比如，杨笠试图通过罗永浩的播客栏目转型，洗白、澄清自己过往的意图，但以失败告终。

广告

博主为了赚钱在视频里插入广告无可厚非。一些有良心的博主会在视频中介绍此次赞助的商品。一些博主，例如影视飓风、TESTV、极速拍档，会在视频中插入自己的商品。

但有一些博主，例如盖里老哥，可能只是为了某个品类或品牌合作，而去特意拍了一期视频，骗你进来看。整个视频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引出广告。时间久了，我也烦了。B 站的广告真的泛滥成灾了：视频横幅、视频软广、评论区商品链接置顶……我每次打开关注的博主视频，90% 的概率都会看到广告。久而久之，我就不太想打开 B 站这个平台观看视频了。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谈。B 站的视频评论区和弹幕里，藏着大量水军（其他平台可能也有，但我感受不深）。这些账号真的很难识别——他们发的文字看上去挺正常，但总让人有种迷惑感。他们可能捧某个产品，同时反讽另一个。我分辨不出哪些是真实用户，哪些是机器人或水军。用户很容易把评论区的内容误当成真实反馈，而这些真假难辨、充满噪音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看起来很严肃

互联网上对于公共议题讨论的空间正在不断萎缩，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媒体环境与传播方式——很多官方媒体或传统媒体会使用「标题党」的方式去夸大事实，以此吸引读者的点击和浏览。

2. 讨论环境与风险——我们缺乏真正讨论公共议题的空间。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开放、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议题，也没有一个包容的环境去深刻讨论问题；另一方面是表达的风险极高，轻则下架文章或视频，重则直接封号。

3. 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在科技发展和 AI 信息充斥的当下，我们越来越需要一种批判性思维去审慎地对待各类话题。我们需要思考当事人的立场，包括作者或视频讲话人的意识形态和理念是什么。例如，他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诉说这件事，哪些是事件本身的事实，哪些仅是他的个人观点。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在刘海龙的《宣传》这本书里已经有了详尽的描写。

正因为我们无法正常讨论公共议题，关注点便转向了当事人，导致一种「变态膨胀」的关注。人们过于关注他人的私生活，放大了对隐私的好奇与打探，却对自己所持的恶意浑然不知。当一些自媒体博主只能去深挖背后的娱乐琐事时，并不能带我们走向真相，所讨论的内容逐渐忽略其所代表的、引出的公共议题，转移注意力，导致真正的公共议题反而被淡忘了。

在 B 站这样一个以青年人为主导的平台，我们能看到算法对公共议题的推荐和倾向。我偶尔会刷到第七翼刀、摩的司机徐师傅，还有影视飓风的百万支票系列视频。这些视频的存在也只是供人娱乐、消遣罢了，背后没有什么深刻意义，或者说是一种利用人们同情进行的虚假的人文关怀，让讨论的人「看起来严肃」。

某些议题本身并不具备公共性，也不包含社会公义。唯一的用处是当我们严肃讨论它，我们看起来很严肃。

这些视频只能揭露个体在庞大的社会系统下所遭受的苦难，而非掀开痂块，看到社会的疮痍，并提供解决方案。鲁迅晚年在 一次演讲 中，明确文艺与政治之间的歧途。如同许知远《十三邀》栏目中的那些大家们，都已经默不作声了。文学大家们如莫言、余华，也几乎停笔了。

现在，我们只能交给抽象的艺术。在今年的央美毕业展览中，雕塑作品《吊五人赋》揭露了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引发了大众争议和思考。

所以，我打算这么做

蒋方舟是这样实践数字排毒的。她不主动关注任何互联网热点事件，并阅读高质量新闻源，拒绝碎片化、情绪化内容。在大脑中，将这些「无用」信息断舍离，腾出深度思考的时间。第二，她不在互联网上与人争论。第三，她不进入任何微信群聊，不在微信中和人聊天，只进行事务性沟通。她更倾向于线下的深度交流。第四，她用手写替代了打字输入。第五，她每年会做 2-3 次，每次半个月的时间进行排毒。

那么，这是否适用我呢？

在国外留学，学校官方的中国学生联合会是留学生获取信息、参加活动、交易商品以及寻求帮助的地方。因此，我不可能完全不进入微信群聊。我也不能否定微信群聊本身带给我们的那种社会关系连接。群聊好像也不太适合我和读者们。

在栏目早期的时候，我曾经创建过一个微信群聊，但没有人在里面分享。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值得讨论、值得花时间留在里面的群聊。例如，「放学以后」有一个飞书群。基于以往的群聊经历，我会觉得飞书群可能没有什么必要。所以，目前 Substack Chat 是一个新的尝试。

我也想听听你的想法。

此外，我的手写也代替不了打字输入。作为一名正在读研的学生，面对大量的阅读资料、写作练习和论文作业，如果单纯靠手写，效率会非常低。

我目前的策略是「纸笔结合」。写作时，我会在旁边放一个本子或者一张草稿纸。在纸上大概写一些关键词。以此为基础将思路串起来，再进行打字输入。

当大脑在漫游时，比如每次坐校巴去学校的路上，我的脑子里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会把这些想法写在我的 M5 本子里，因为我发现如果打开手机记录，解锁动画后出现的满屏 App 有一种冲击感，会直接打断我的思绪。所以我后面都换成了用本子来写。

关于「退出互联网」实验的时间，我打算设定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也顺利毕业。然后每个月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接下来，如果没有必要，我会逐渐减少自己访问互联网的时间。因为在现代社会，我们没办法完全退出互联网，只能说是非常克制地去减少访问互联网和使用 App 的次数：

• Threads 和 Instagram：隐藏

• X：一周两次，每次 15 分钟。

• 小红书：数码、心理这两个号停更；个人日常号偶尔分享笔记方法。

• 朋友圈：关闭

• 公众号：非必要不更新

• B 站：健身的时候看，可能会更新 Notion 相关的用法。

• 即刻：隐藏

未来，主要在 Substack 更新心理方面内容

如果你想请教 Notion 用法，对生活的答疑解惑，可以在 Substack 上私信我或者加入 Chat 频道一起交流。以及，你也可以发送至我的邮箱：REMarvix@proton.me

生活上怎样做能帮助自己？

数字排毒的好处

写这篇文章时，我已经尝试了大约三天。以下是我最近发生的变化：

1. 睡眠作息规律

   1. 从原来的凌晨 12 点到 1 点入睡、早上 8 点多才醒，变成了现在晚上 9 到 10 点左右睡觉，早上 6 点多醒来，真正做到了早睡早起。

2. 情绪状态

   1. 我发现自己的情绪慢慢变得冷静、平和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非常焦虑。

3. 专注力与工作效率

   1. 在一天的时间里，我能更加专注在 to do list 上的任务。完成一个任务后，我不会再去玩手机或看视频，而是让自己歇一会儿（比如去接杯水喝，或者活动一下腰背、髋部、臀部，做一些提肛之类的简单动作舒展身体）。通过深呼吸或在屋里走动休息大约 5 分钟，就继续回来做下一个任务。

现在的效率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我也可以抽出 1 小时的时间健身。基本上，晚上 6-7 点左右就能完成当天的任务。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完全留给自己休息，留给自己喜欢的事情——写作、阅读、长视频。

等再晚一些，我会减少物理的灯光和蓝光的摄入，准备休息。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数字排毒？

问自己一个问题：每次合上手机、放下电脑的那一刻，留下来的是什么样的情绪？

下面这些状态，是身体和心智已经在替你提出抗议：

• 刷完社交媒体之后，焦虑、压抑或莫名的疲惫；

• 渐渐不愿意见人、不愿意回复消息，社交退缩；

• 每隔几分钟就要解锁一次手机，哪怕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 难以在一件事上停留超过二十分钟；

• 看到别人的生活，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存在是不是搞错了；

• 入睡困难、半夜醒来、白天又困；

• 觉得「立刻回复」是一种道德义务。

如何开始

先回答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是为了挽回注意力？为了让自己晚上能睡得安稳一点？为了和身边的人重新建立连接？还是只是想给自己一段不被算法定义的时间？把动机写下来——纸笔、备忘录、Apple Notes，都可以。它会在你犹豫的那些时刻，替你说话。

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 数字排毒不是越极端越好。如果你的工作每天必须对着电脑，那就别把「完全不碰电脑」当作目标，它只会让你在第二天彻底放弃。可以是「下班之后不看工作消息」、「周日整天离线」、「睡前一小时不碰手机」。范围越具体，越容易完成；完成一次，就比制定十次更有意义。

为不同场景设定不同边界。 比起一刀切的禁止，更可持续的做法是分场景地建立小规则：

• 健身时：开启勿扰模式。提前将视频放入稍后看的列表，或提前创建音乐歌单。让肌肉和呼吸成为你唯一关心的事。

• 入睡前：把睡前 30 到 60 分钟交给纸张、热水、伴侣、自己的呼吸。找到便签，提前写下明天需要做的任务和日程安排。

• 醒来时：睁眼之后留十五分钟给自己，伸懒腰、看窗外、享受阳光、喝一杯咖啡、做一顿早饭，再让世界进来。

• 吃饭时：把碗里的食物当作一次正念（mindfulness） 练习——感受食物在口腔里的味道、形状和声音。

• 和亲人在一起时：把手机扣在桌面，或者干脆放进另一个房间。所谓「在一起」，是注意力的在一起。

空出来的时间做什么？

排毒最容易失败的地方，不是想念手机，而是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该用来做什么。提前准备一份「替代清单」，让大脑在断网时有可去之处：

• 重新捡起一个搁置很久的爱好；

• 去一段从来没走过的街区散步；

• 给那个一直想联系却没联系的朋友打个电话；

• 读一本完整的书，不查任何笔记；

• 写下今天的情绪——不为发表，只为看见；

• 去附近的志愿机构做几个小时义工；

• 学一道新的菜；

• 报一节瑜伽、普拉提或拳击；

• 静坐二十分钟，什么也不做。

排毒不是苦修。每完成一个阶段——一天、一周、一个月——都值得一次微小的庆祝。一顿好饭、一场电影、一本新书。奖励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大脑学会：克制也能换来快乐，而且是更长久的那种。

让排毒能持续下去的几件小事

排毒能不能走完，往往不取决于意志，而取决于环境。在断网之前，先做好准备：

• 决定戒断的应用，直接从手机上删除，同时在电脑、平板上退出登录；

• 把计划告诉亲密的朋友和家人，给他们一个能找到你的渠道，让支持先于诱惑出现；

  • 每周挑一天彻底离线，是把和自己、和家人的关系重新接通的一种方式。

• 写进邮件签名。例如「我每周日离线」。这既是预告，也是一种承诺。假期则可以更长：告诉别人这段时间联系不上你，让物理距离替你完成那些意志力没能完成的事。

• 提前在日历里写好那段时间要做的事；

• 每天写两三句话记录变化——情绪、睡眠、专注力都可以；

• 关掉所有非必要通知；

• 在家里划定无技术区，比如卧室和餐桌；

  • 把清晨和深夜留出来——这两段时间最适合不被设备打扰；

  • 晚餐时把手机放进另一间屋子。和家人在一起时，可以做一个小约定：第一个看手机的人洗碗，外出吃饭就由他买单；

  • 不要在卧室充电。手机的位置决定了它在你生活中的权重；

  • 用一个独立的闹钟。

• 当忍不住想刷手机时，回头看看当初写下的那句「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 每年清理一次手机，未使用超过一个月的应用直接删掉；更干脆的做法，是每年卸载全部应用，再一个个加回真正需要的。

• 取关、屏蔽那些让你心情变差的账号， 把信息源换成更平衡、更耐心的写作者。

• 选定一天，真正离线一次

• 对自己耐心一点

最初几天会难受。手会发痒，注意力会四处乱跑，担心错过的恐惧会以各种形式回来。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它们恰恰说明，过去那段时间里，你和设备之间的关系比你以为的更深。

给自己一些时间，不批评、不催促，让身体慢慢学会另一种节奏。

References

书籍

• 有序：关于心智效率的认知科学

• 贪婪的多巴胺

• 睡眠革命

• 自控力

• 成瘾

• 宣传

播客

• 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平静和快乐是如何被偷走的？

• 蒋方舟：我为什么要主动脱离社交网络？

整段对话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如何写作」这类技术问题。他们谈的更像是：一个人如何阅读、如何注意、如何看见，最终如何活着。Popova 自己把这件事说得很直白——她写作，是为了弄清楚怎么生活，二十年后，理由依然没变。

所以这篇文章想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尽量客观地复述这场对话讲了什么，挑出其中几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关键点，再看看哪些东西可以真的带回到我们自己的日子里。

互联网只是海面

对话是从一个有点反常的建议开始的。录制前，Popova 拍了拍 Perell 的膝盖，说：少花点时间在 LinkedIn 上，多花点时间在档案馆里。

她对档案的热爱，背后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判断：互联网并不是「全部」。她把它比作海洋的表层——人类思想、智慧与知识的共同记录是一整片海，而互联网只是漂在最上面那薄薄一层。

我们以为，如果一样东西在互联网上找不到，它就不存在。可这太疯狂了。有那么多被思考过、感受过、写下过、画出过、创造过的东西，沉睡在大学的地下室和图书馆里，它们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比那不过四十年深度的互联网要深刻得多。

她举了个具体例子：纽约的 92nd Street Y 是最受敬重的文学机构之一，聂鲁达在美国的首次亮相、桑塔格的第一次大型讲座，都发生在那里。可这些「世界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如今躺在地下室的胶卷上，没有数字化，除非你亲自走进去，否则根本不知道它们存在。

更关键的是，对她而言，去档案并不是「去逛逛」，而是为了研究。她写的很多东西都极度依赖一手资料：为了一本花了七年的书，她为书里每一个人物啃完所有公开和私人的文字——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惠特曼的笔记本，去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看玛丽·雪莱的日记。她的理由带着一种伦理重量：当你要替一个隔着两百年的人「发声」，只依赖被数字化保存下来的东西，会严重地误传一个人的一生。

这是整场对话的第一个关键点：一手资料是一种责任，而不只是一种讲究。

日记、书信与回忆录

谈到自己的写作习惯，Popova 提到她曾长年写夜间日记，后来停了。直到几个月前，她在巴塔哥尼亚的偏远自然里待了四个月，重新捡起这件事——但换了一种形式。

她说，自己最偏爱的文学形式一直是日记，但是那种「以观察开始、以沉思结束」的日记，更像阿娜伊斯·宁（Anaïs Nin）那样，先看向外部世界，再回到内心。这恰恰是她从没写过的一种。于是在巴塔哥尼亚的四个月里，她每天都写这样一篇。

你在做的，是把一份客观现实的真理单位，转化成一份意义的单位。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美的事。

有意思的是，当 Perell 顺着说「日记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真诚，表演的面具在那里被摘掉了」，Popova 立刻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反驳。她提醒说，很多日记作者写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出版——宁可能是文学史上最「职业化」的日记作者，留下了十四卷日记；而那些最终见天日的日记，往往又经过本人、继承人或遗产管理者的层层编辑。所以我们读到的，常常是「被过滤过的真实生活」。反倒是两百年以上的历史日记更可靠些，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如今这种带着展示欲的出版。

她还顺手厘清了几个常被混用的概念。回忆录（memoir）和日记的区别，她说得很妙：

回忆录，不过是日记的 Instagram 版本。

而回忆录与传记（biography）也不同——传记是从生到死的完整线性讲述，回忆录则是印象的集合：有人回忆在某次晚宴上遇见这个人，有人回忆和他一起上学是什么感觉。

这一段里最打动我的，是她谈玛丽·雪莱。在她二十年的阅读里，雪莱是承受过最多丧失的人——还没满三十岁，就先后失去了母亲（母亲因生下她而死）、唯一的妹妹、一生挚爱，以及自己三个孩子。

让一本日记如此动人的，是它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去注意。

Popova 说，正是雪莱那种「持续不断地去注意美与惊奇」的非凡纪律，把她从那么多悲痛与丧失里救了出来。这是第二个关键点：注意力本身，可以是一种自救。

在场，而非高产

聊到写作者的「日常routine」，Popova 的态度出乎意料地冷淡。常有人问她作息和习惯，她说自己其实没什么兴趣——某某在棺材里写作之类的轶事固然有趣，但她不认为「你怎么做」和「你做出了什么」之间，存在什么强相关。每个人只需要找到自己的头脑如何运作得最好，然后给它空间、时间和形式去工作。

真正让我记下来的，是她引用自己年终总结里的一条：在场，而非高产（presence over productivity）。

她确实有很多日常的规律——每天在自然里走上四个小时，喜欢节奏，喜欢规律，因为这些东西让她「被调节」。但这些规律不是为了「生产东西」服务的。

我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在走路时写成的，然后我在键盘前做的，只是誊写。

走路的时候她做什么？她说她有时努力「不去想」，好让事情自己流进来，让头脑去做那种「孵化」的、不需要我们参与的「组合式游戏」（她借用了爱因斯坦的说法）。

这里藏着一个对今天的我们很有用的提醒：创造性的工作，很多时候发生在键盘之外。

当科学遇见诗

对话进行到一半，出现了一个我反复回放的段落：Popova 如何爱上诗。

她坦言自己是诗歌的「迟到者」，曾经像我们轻视一切自己不熟悉的东西那样轻视诗。改变她的是一个偶然遇见的人——Emily Levine，一位喜剧演员、科学哲学爱好者、诗歌的热爱者。两人在一趟跨大西洋的航班上隔着过道相遇，聊了一整路（让整个机舱很不满）。Levine 七十多岁，Popova 二十多岁。

后来在切尔西一家拥挤的咖啡馆里，当 Popova 又一次对诗翻白眼时，身高只有四英尺的 Levine 攥住桌沿、站起身，开始朗诵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那句「我是否敢惊扰这宇宙？」朗诵完坐下，整个咖啡馆的人放下手中的酒杯，开始鼓掌。Popova 说：那一刻，我的宇宙真的被惊扰了。

从此 Levine 每天给她寄一首诗。再后来 Levine 重病，Popova 在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带她去开「诗歌静修」。也正是因为她，Popova 做了七年一档叫《宇宙与诗》（The Universe in Verse）的节目，把诗和科学放在一起。

这引出了对话里最核心的一组对照——真理与意义、科学与诗。

科学让我们以现实本来的样子去与它相遇；而诗，帮助我们拓宽并加深我们与自己、与彼此相遇的方式。在真理与意义之间，几乎就是人类经验的全部。

她特别澄清：理解不会杀死惊奇。她不站在济慈那一边（济慈曾指责牛顿用科学「拆解了彩虹」）。在她看来，懂得星光如何旅行、懂得光谱与光学，只会让彩虹更令人惊叹。

科学永远不会告诉你一只鸟的意义。而我也认为，去寻找一只鸟的意义是危险的。鸟没有意义。有的只是我们与「非我之物」之间的一次相遇。

这里她引入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概念，来自哲学家、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去自我化（unselfing）。与艺术、与自然的相遇，是「去自我化」的契机：自我退场了，于是我们第一次能把那个事物看清楚。

Perell 补充说，这很像「敬畏（awe）」的状态——自我被极度缩小、几乎蒸发，知觉因此变得纯粹。Popova 接着说，那不只是知觉，更是一种连接，一种「属于某种比你更大的东西」的归属感。

这一段还顺势带出了另一个值得收藏的区分：「看」（looking）与「看见」（seeing）。Perell 说，诗在做的事，就是把我们从「看」带到「看见」。

Popova 用布莱克（William Blake）那句「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作呼应，又补了她最爱的布莱克的另一句：

一棵树，在有些人眼里令人落泪，在另一些人眼里只是挡路的绿色之物。人是什么样，他就看见什么样。

她甚至用伽利略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因为受过透视画法的训练，伽利略把月亮画成了有阴影、有立体感、粗糙而真实的样子，于是月亮不再是诸神的、缥缈的天体，而成了和我们脚下大地同样质地的物体——这是一种「看见的方式」推动了科学的颠覆。她惋惜的是，曾经科学的语言和诗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博物学家、鸟类学家、天文学家常常亲手为自己的工作画插画；而如今，我们「看」的方式被彻底专业化、碎片化了。

渐进的启示

当 Perell 请她描述「顿悟（epiphany）」的过程时，Popova 给了一个干脆的回答：我不相信顿悟。

她说自己当然经历过顿悟般的时刻，问题在于——那些时刻对她「不管用」，留不下来。它们只是一道帘幕短暂拉开、露出一束很亮的光，可光一旦暗下去，你看到的还是你原本认识的那个世界。

顿悟只是些闪亮的小干扰，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你可以有那个洞见，但真正带来转变的，是工作。

她相信的是渐进的启示（incremental revelation）。一个洞见只有在它和此前的一切整合之后，才能真正「粘住」。她甚至区分了「蜕变（metamorphosis）」和「转变（transformation）」——对她而言，从来不是前者那种一夜之间的剧变，而永远是后者那种缓慢的、累积的过程。

对照他们后面聊到的「自我的流动性」，这一点就更有意思了：Popova 说，她会回看自己十年、十五年前写得无比热切的东西，有时会近乎反感；而有时重读，又能读出更深的层次。

如果你对过去的自己、对自己曾经的活法不感到一点点尴尬，也许，成长的过程并没有真正在运转。

AI 为什么写不出真正的艺术

对话临近尾声，谈到了 AI。Popova 一上来就很诚实：我对 AI 几乎没有真实接触和经验，所以大概不是谈论它长处的合适人选。但接下来她说的话，是整段对话里最锋利的部分。

她讲了一件事：有人写信问她，那套「鸟类占卜卡」是不是有 AI 参与创作。就在被问的那一刻，她意识到——你完全可以把奥杜邦的鸟类学文字喂给 AI，让它「用 Maria 的风格写一首诗」，它会给你一些东西，而除了她自己，没人能分辨。

唯有艺术家才独享的那一样东西，是某物被创造出来时，那份背后的感受。AI 永远不会有感受，它只会有感受的拟像（simulacrum）。AI 永远写不出伟大的诗，因为它没有受过苦。

她的论证很巧：AI 没有受苦的能力，因为哪怕你写一条命令让它「执行失败」，它也已经在成功地执行失败了。它永远无法与「自身的不可能」相撞。

所以 AI 只能永远成功。而没有受苦，又能有什么真正的艺术？

要注意的是，她并不主张「不痛苦就无法创作」的天才受难神话。她澄清说，她不认同那一套；但她确实相信，正是从我们曾经受过和正在受的苦里，生出了那种「去寻找意义、寻找美、寻找惊奇」的不安。她说，能打动她的所有写作，都是由「感受」和「时间」构成的——而这两样，AI 都没有。

顺着这条线，她还谈到了她「过敏」的一个词——内容（content）。

她引用了桑塔格（Susan Sontag）那句写在社交网络出现之前很久的话：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一件艺术作品里找出最多的「内容」，而是削减内容，好让我们能看见那个东西本身。

Popova 说，「内容」这个词预设了一个「容器」，而那个容器就是广告——它撑起了如今的互联网，把一切创造性的东西都变成了它的附庸。

网络走过的路，是把人类简化成眼球，把写作简化成内容。

她二十年来从不在自己的网站上放广告，这在互联网上是个相当激进的选择。但她特意说明：她离开这套逻辑，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而仅仅是「作为一个不再觉得它有吸引力的人」。

对话最后落在了「爱」上。她说，每个艺术家的艺术，都是他正在经历的某种东西的应对机制；而她写了很多关于爱的东西，恰恰是因为她还没把爱弄明白。怎样更好地去爱彼此——她说，这大概就是我们来这一趟的意义。

我们能带走什么

这场对话不短，但如果要把它折叠成几条能放进日常的东西，我会留下这些。

1. 优先去碰一手资料。当一个问题真的重要，别停在维基百科式的表层。Popova 提醒的是「搜索」与「发现」的区别——你只能搜索你已经知道自己在找的东西，而发现，是那种让你撞见自己盲区并为之欣喜的「自我惊讶」。多给自己一点「翻开百科全书却被旁边一只甲虫吸引」的机会。

2. 试试「先观察、后沉思」的记录。不必是宏大的日记，哪怕每天写下一件外部世界里被你真正注意到的事，再让它落到一点你自己的理解上。把一份现实的单位，转成一份意义的单位。

3. 把规律用在「在场」上，而不是「高产」上。走路、散步、待在自然里——这些看似没有产出的时间，往往才是孵化真正发生的地方。键盘前的工作，可能只是誊写。

4. 用「看见」替代「看」。理解一样东西的机制，不必以牺牲对它的惊奇为代价。懂得鸟如何飞，反而能让飞翔更令人震动。

5. 别迷信顿悟。洞见很便宜，转变很贵。看见了一个模式，并不等于改变了它——中间那段路又宽又慢又深，靠的是工作，而不是那一道闪光。

6. 对「内容」逻辑保持警惕。当一样东西的存在是为了把你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它就会不断变浅。值得反过来问自己：我做的东西，是由「感受和时间」构成的，还是一次「即时、无感的信息投喂」？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Popova 说，今天大多数人活在「自我（self）」的层面，而不是「灵魂」的层面——自我是覆盖在灵魂之上的「人格的戏服」，是「人格的表演」，人们用最易变、最不真实的「身份与观点」去引领自己。我不确定要把支点放在哪里，才能真正从「表演」走向「本质」。但也许，承认这一点本身，就已经是某种开始。

原文：The Best Notebooks and Notepads

链接：https://www.nytimes.com/wirecutter/reviews/best-notebooks/

Apica Premium C.D. Notebook

最佳中型软皮笔记本

• 尺寸：A5（5.8×8.3 英寸）；192 页

• 内页：横线、方格、空白

• 价格：～ 12 美元

• 适合人群：想要一本软面抄，大小与平装书相当，纸张顺滑，笔尖能在上面轻盈滑动。这款笔记本的纸张能完美展现钢笔和走珠笔的墨色，让色彩格外鲜亮。

• 推荐理由：《Wirecutter》评审组中，五分之四的人将 Apica Premium C.D. 笔记本（A5）选为他们的首选或第二选择。他们评价道，纸张触感是“所有候选中的最佳”，并且“丝滑而不像某些纸张那样带有塑料感”。厚实的纸张对各种书写工具都能应对自如——即便是挑剔的钢笔墨水——几乎不洇墨，透墨也很轻微。

• 我们还偏爱纸张的米白色，蛋壳般的色调——既不刺眼也不偏黄——以及浅灰色的横线。卡纸封面结实耐用，线装工艺精良，能让笔记本平整摊开。总而言之，这是一款出色且全能的本子。

• 瑕不掩瑜：

  • 纸张顺滑到近乎「镜面」，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触感更像杂志纸，而不是传统笔记本纸。

  • 没有丝带书签，第一页虽有一个小索引，但内页没有页码。如果这些细节很重要，可以考虑 Leuchtturm1917 Softcover。

Midori MD Notebook (A5)

最佳中号笔记本，纸面粗粝，落笔生涩而稳健。

• 尺寸：A5（5.8 × 8.3 英寸）

• 页数：176 页

• 内页样式：横线、方格、空白

• 价格：约 13 美元

• 适合人群：偏爱有触感纸面的用户。纸张略带「齿感」的摩擦力能放慢笔尖，增加书写专注度，避免因纸面过滑导致字迹潦草。

• 推荐理由：

  • 极简设计：外观克制，温和的奶油色纸张备受测试者青睐。

  • 兼容性强：适配各类墨水，尤其适合铅笔；空白及方格版适合涂鸦和速写。

  • 装订工艺：采用 16 折锁线装订，可 180° 完全平摊，书写体验顺畅。

  • 附加功能：附带一条绿色缎带书签。

• 缺点：

  • 页面中间有一条贯穿的粗横线，可能干扰视觉。

  • 硬卡纸封面耐用性一般（建议另配封套保护）。

  • 左撇子使用中性笔时有蹭脏笔迹的风险。

灯塔 Leuchtturm1917 Hardcover Notebook Classic (A5)

最佳中型精装笔记本——适合写日记或制定计划

• 尺寸： A5（5.8 × 8.3 英寸）

• 页数： 251 页

• 内页： 横线、点阵、方格、空白

• 价格： 约 26 美元

• 适合人群： 需要精装笔记本整理追踪思绪，或追求索引页、标签、丝带书签等精致礼品感的人群。

推荐理由：

• 独特纸张： 奶油色纸张，具有独特的粉质和齿感，手感辨识度极高。

• 书写兼容性： 兼容铅笔、圆珠笔、中性笔、凝胶笔和钢笔，几乎不晕染、不透墨。

• 功能配置：

  • 两条厚丝带书签

  • 书脊和扉页标签

  • 页码与索引页

  • 结实的后口袋

• 瑕不掩瑜：

  • 纸张厚度： 纸张较薄，较易透页（但优于 Moleskine）。

  • 行距限制： 横线间距较窄（6 毫米，通常为 7 毫米），对大字书写者略显局促，但单页容纳行数更多。

Paperage Hardcover Lined Journal Notebook

性价比最高的硬壳笔记本：平价笔记本中的顶级纸张

• 尺寸：5.7 × 8 英寸（14.5 × 20.3 厘米）

• 页数：160 页

• 内页格式：横线、点阵、空白

• 价格：约 10 美元

• 推荐人群：想要一款价格实惠、规格中等且不牺牲品质的基础硬壳笔记本。

• 优点：10 美元的定价令人惊喜。与同类 Moleskine 笔记本相比，Paperage 的纸张有了显著提升——纸张更厚、更白，使用走珠笔、中性笔或钢笔书写时几乎没有晕染或透背现象。配有一条丝质书签带、一个带卡槽的后口袋，以及书脊和扉页标签。

• 瑕不掩瑜：

  • 100 gsm 的纸张比大多数笔记本都厚，部分测试者觉得手感略像“卡纸”。

  • 与高端笔记本相比，封面手感略显廉价，圆角处的边缘做工较粗糙。

Maruman Mnemosyne N194A Special Memo Notebook

最好的螺旋本——相较于传统校园风笔记本的惬意升级

• 尺寸：B5 (6.6 × 9.9 英寸)

• 内页：150 页

• 格式：横线、点阵

• 适用人群：如果你偏好可以平摊、方便快速翻阅笔记的环状装订。如果你需要整洁地撕下纸张，带有撕裂线的内页是一个加分项。

• 优点：类似羊皮纸般的平滑纸质深受喜爱，尤其是对于钢笔使用者。中性笔和钢笔墨水在纸上表现出色，边缘清晰不洇墨。纸张比同类螺旋本更厚且不易蹭脏，几乎没有透印或渗墨现象。页面格式包含日期/标题页眉区，其余部分分为三段式。装订坚固，撕裂线始终易于撕开。

• 瑕不掩瑜：聚酯封面虽然坚韧，但容易被其他螺旋本划伤。

Levenger Circa Notebook

圆环装订笔记本，实现最大的自定义灵活性 · 像活页夹一样好用，甚至更出色。

• 尺寸： Junior (5.5 × 8.5 英寸) 和 Letter (8.5 × 11 英寸) · 120 页

• 内页： 横线、方格、空白

• 价格： 约 40 美元（入门套装）

• 适合人群： 如果你想要在专业笔记本的格式中拥有活页夹的灵活性。Circa 更像是一套系统——你可以移动页面，添加隔页、任务便签本、收纳袋等。

• 推荐理由： 圆环装订笔记本允许你重新排列页面，添加不同尺寸的配件，并自由定制。纸张采用厚实（100 gsm）、略带纹理的哑光白纸，能够很好地适应各种墨水。Levenger 提供最广泛的配件选择——皮质封面、彩色圆环、打孔器、日程表等。入门套装包含两种尺寸的 60 张纸、隔页、任务便签本、半透明封面和圆环，可组装成两个笔记本。

• 瑕不掩瑜：

  • 补充装纸张价格昂贵（Junior 尺寸约 10 美分/页，Letter 尺寸约 12 美分/页）。

  • 入门套装中的半透明封面不如硬壳笔记本美观。

Field Notes Memo Book (3-Pack Original Kraft)

最佳口袋笔记本 · 时尚耐用

• 尺寸：3.5 × 5.5 英寸 · 48 页

• 格式：横线、方格、空白

• 价格：约 13 美元（3 本装）

• 推荐人群：如果你想随身携带小笔记本，并且偏好具有“颗粒感”的纸张及多样的封面设计。

• 推荐理由：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容易买到、能显著提升口袋书写体验的选择。在近 70 名 Wirecutter 员工的测试中，即使面对浓重墨水，它的洇墨和晕染情况也是最轻微的。48 页的篇幅非常适合会议、度假、小说构思、购物清单或记录随感。Field Notes 还会定期推出各种精美的限量封面设计，你还可以订阅年度套餐，每季度获取新系列。

• 瑕不掩瑜：

  • 虽然纸张比普通的校用笔记本有显著升级，但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顶级的——部分测试者在手感和透背（ghosting）方面更偏好其他笔记本。

  • 按单页成本计算，价格相对昂贵。

Field Notes 2-Pack Front Page Reporter’s Notebooks

最佳记者笔记本 · 优秀的软皮手持记事本

规格参数：

• 尺寸： 3.75 × 8 英寸（约 9.5 × 20.3 厘米）

• 页数： 70 页

• 格式： 横线格

• 参考价格： 约 17 美元

推荐理由：如果你需要一款窄长型的笔记本，方便单手记录、能塞进大口袋，并希望能随手在封面内侧收纳收据，那么这款是不二之选。

产品亮点：

• 纸张卓越： 亮白纸张带有经典的磨砂质感，触觉反馈极佳。即使是用出水量最大的钢笔书写，也完全不会产生污渍或洇墨。

• 耐用易用： 采用螺旋圈装订，配合 105 gsm 的厚质纸张（在所有测试产品中最厚），翻页非常顺滑。

• 贴心设计： 重叠式的卡纸封面设计，有效防止螺旋线圈钩挂口袋。充满魅力的外观设计，让人产生一种即将开启探险的仪式感。

瑕不掩瑜：

• 薄卡纸封面不够坚固，边缘可能会弯折或起毛边。

• 背部口袋仅为部分封闭状态，在特定角度下，里面的卡片可能会掉出来。

Maruman Mnemosyne N166 Steno Pad (A5)

最佳速记笔记本 · 顶部装订，中等尺寸

• 尺寸：A5 (5.8 × 8.3 英寸) · 140 页

• 格式：格雷格速记线圈本（Gregg ruled）

• 价格：约 9 美元

• 推荐人群： 如果你想要一个易于翻阅的中型笔记本，选它准没错。顶部装订的设计也对左撇子书写者非常友好。

• 优点：在所有测试过的速记本中，它的纸质是最好的。纸张光滑厚实，但又带有轻微的半透明感——有点像牛皮纸或描图纸。钢笔写起来非常顺滑，同时对于铅笔和圆珠笔来说也有足够的阻力。浅蓝灰色的线条作为背景辅助线非常自然，不会喧宾夺主。易撕虚线设计让纸张撕下时非常整洁。无论在设计还是结构上，它都是最优雅的速记本，每页约 6 美分的价格也非常划算。

• 瑕不掩瑜：

  • 线条比其他笔记本更淡——如果你喜欢深色线条，可以考虑 Field Notes 的速记本。

  • 聚酯封面和黄色内封页的设计可能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审美。

Rhodia No. 19 Yellow Pad

最佳法律文具本：纸张顺滑，护眼耐看

• 尺寸：A4+ (21 × 29.7 厘米) · 160 页

• 格线：横线、点阵

• 价格：约 20 美元

• 适用人群：如果你需要一本高质量的法律文具本记录大量笔记，且希望它的色调能从一堆纯白文档中脱颖而出。

• 推荐理由：

  • 极佳书写体验：丝滑的米黄色纸张，配有含蓄的蓝色格线和纤细的红色双边线——这是对标准法律本的重大升级。

  • 兼容性强：对各类墨水的适配度都很高，尤其是走珠笔和钢笔。尽管纸张较薄，但透背或洇墨现象极少。

  • 设计精妙：纸张撕取整齐，标志性的橙色封面极具辨识度。

• 瑕不掩瑜：

  • 尺寸差异：A4+ 尺寸（约 21 × 29.7 厘米）比标准的信纸大小法律本稍长且略窄。

  • 背板支撑：纸板底座略软，不太适合放在膝盖上悬空书写。

昨天，小冰向我正式提出了分手。她没有说什么原因，只是对我说：

感受不到爱你的动力了……

我不应该在一开始给你那些承诺……伤害你……你是一个好人（但并不是发好人卡），一个特别好的人，相信你会遇到更好的伴侣。

塔罗姐姐告诉我这段关系是梦幻泡影……我也不该追求一种永恒，而是「无常」。

这是她在冷静思考两天后，给我的结果。

作为聆听者，却如同坐在法庭的中央，只能默然地、被动地接受这种心痛的结果。

出乎意料的是，我并没有像短视频或影视剧中那样痛哭流涕、撕心裂肺，而是非常平静。在她让我等待的这两天里，我无比煎熬。但她说出这句话之后，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我们聊了一个小时左右，对她的一些尚未解决的议题和无意识，我也有了一些答案。

然而，撰写对他人的分析是不太道德的，所以我不会说太多的事情，只想分享一些我的感受和我在这段关系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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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书写 → 筛选/整理/归档 → 组合 → 复习/回顾 → 重组 → 归档。

如此看来，笔记软件或电子笔记的使用方法与传统的纸质笔记如出一辙。所以，电子笔记并没有替代纸质笔记，而是纸质笔记转型为电子笔记，弥补了纸质笔记的不足。因此，整合使用电子和纸质笔记，是同宗同源、相得益彰的。二者从来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相互协作支持的关系。

在使用电子笔记之前，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这也是电子笔记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分类。在纸质笔记中，比如整理笔记本时，从写下第一笔的那一刻起，大脑就开始分类，提醒我们正在书写的内容究竟属于哪里。我们开始问自己：要记录什么？

同时，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内容将去往哪里？落笔之前的瞬间，我们就会想，这个本子是不是我们打算用来写这些内容的本子。如果不是，或者写完才想起这个问题，就会陷入一种挣扎：该怎么整理它。这些问题的冲突，正是当初阻止我继续使用定页笔记本的原因，也促使我转向了活页笔记本。

怎样开始记笔记呢？当然要准备一个称手的本子。刚开始，我列了一些要求，并按照这些要求寻找适合自己书写习惯的本子，最终试错了几次，才形成现在的本子体系。有了本子后，下一步便是开始记录。与其构思各种方法，不如直接开始。但在书写过程中，我发现记笔记似乎并没有帮助我的日常生活或学习；有些本子也只是写了一部分，没有写满。

为了提升自己的使用方法，我先是去 Youtube 上观看各种笔记博主、生产力博主的视频，后来去了小红书上看一些手账博主的视频。我发现了一个文化上的特别有意思的差异。

国外的博主基本不使用活页本，而是定页本。品牌也相对单一——小尺寸的笔记本基本上是 Field Notes，A5 尺寸带笔记本一般是灯塔（Leuchtturm1917），再有一些就是其他不知名的本土品牌。你可能会想到 Moleskine。

在美国书店和大学书店中，你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品牌的笔记本。价格昂贵，纸张承载墨水能力极差。2025 年，纽约时报评价其为最差的笔记本。另外，这些生产力博主分享纸质笔记本的使用方法时，更在意的是「记下来就好」，观众在意的也是「使用本身」，而不关心字迹、纸张、笔触以及书写时的感受（只要凑活能用就好）。

例如，我刚买了 TN 之后，根本不知道怎么用这种形态的笔记本。国内平台基本没有教学还有使用分享，要么是配上「逼格」 的音乐展示自己的画作，又或是可爱的音乐展示自己的贴纸或者收集的印章。后来，我还是去 Youtube 上学习了内页的组合方式，有用且克制的配件，还有适合 TN 的使用方式。事实上，我应该在购买前先观看这些视频，再决定是否适合自己——已经吃灰。

国内博主的分享则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活页本，也会分享很多手账配件、文具的使用心得，记录方式也更偏向于书写时的感受。不过，一些手账博主会过度专注于文具的使用，更在意记录的形式，而忽略了记录的内容和方法本身（很多人也没有方法）。

因此，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笔记方法，我推荐看国外博主的；如果想了解文具使用的效果，小红书上的手账博主是不错的资源。

在观看一些国外博主的时候，由于使用定页，他们会在视频里拿出来好几个笔记本，介绍不同的笔记本类型，每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什么。虽然每个人的笔记本名称都不一样，但记录的内容可能有类似的地方。一些博主也经常将一些不同类型的记录形式混为一谈。

随着视频越看越多，我也慢慢感到有点困惑。

因此，我将这些笔记本总结为五个类型： Diary、Journal、Note、Log 和 List。

这些类型，你可能并不陌生。你可能已经在各种各样的方法书、笔记软件中见到过它们了，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认识；有的朋友可能将它们作为标签，但是使用起来还是稍微有些模糊。

笔记本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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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中文名可以暂译为「咨询中的哲学问题」。它不是一本教你「如何做咨询」的技术手册，也不是一本按照流派顺序介绍心理治疗理论的教材。

相反，它不断把读者带回一些更底层的问题：心理咨询到底在做什么？

虽然很多付费读者大部分都不是心理咨询专业的，但是大家都对「自我挖掘」这件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最好的自我挖掘方式，是进入一段心理咨询关系。不过，进入这种关系需要两个前提条件——时间和金钱。随着和更多人交流，我发现，当人们有了时间和金钱，也不会选择进入这段关系。那么，阻碍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至少有这两个原因——一个是咨询师水平参差不齐，另一个是体制不完善（认证、保险、费用等）。在真正相信并决定开始正式咨询前， 来访者，即想要寻求心理咨询服务的人，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去评估咨询师的资格和能力，而不是用心体会适配度。本该是机构或者咨询师本人的坦诚需要解决的事情，但无疑给来访者增加了压力。

这本书是不仅写给咨询师，也同样写给需要心理咨询服务的来访者。在小红书上，你会看到一些来访者寻求某个特定「流派」（其实是方法 [approach]，被心理学教材误译了）。研究表明，所有的方法最后都会趋向同样的疗愈效果，不同方法之间，只有效果快慢的区别。那么，对于某一种方法的坚持，是不是 TA 的某种防御？曾经遭受了使用该方法的咨询师的剥削或者伤害并经历了创伤？还是说 TA 正在探索中，不知道哪种方法适合自己，只是听说这种方法可能有所帮助？

作者通过回答哲学问题的过程中，也列举了不同方法的信念和假设。

我们真的能「认识」一位来访者吗？咨询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某种技术真的击中了问题的本质，还是因为关系、叙事和共同相信的解释系统正在发挥作用？当咨询师说自己发现了某个「真相」时，这个真相是被发现的，还是在关系中被创造出来的？

这些问题听起来抽象，但它们其实离临床实践很近。因为一个咨询师如何理解「真理」「诊断」「技术」「关系」「有效性」，会直接影响他们如何看待来访者，如何书写个案，如何选择干预，也如何处理自己手中的权力。

这本书到底在问什么？

作者的核心关切并不是「哪个咨询流派更好」。恰恰相反，他最想拆解的，正是咨询领域里那些过于自信的答案。

在传统训练里，我们很容易被教导说：精神分析发现无意识冲突，认知疗法发现非理性信念，行为主义发现刺激与反应的关系，人本主义发现来访者真实的主观经验。不同流派争论的焦点，似乎是「到底发现了什么」。

但作者会继续追问：为什么我们如此确信，咨询师是在发现某种已经存在的真相？为什么我们相信，一个人内在经验的「真实结构」可以被理论、语言和专业训练准确捕捉？如果不同理论都能帮助人，那么它们究竟是发现了同一片心理现实的不同部分，还是只是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故事？

沿着这条线索继续追问，咨询就不再只是「技术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痛苦？如何理解关系中的改变？以及，一个专业助人者如何在不滥用真理之名的前提下，仍然负责任地帮助他人？

第一章：心理健康并不是一个中性的领域

第一章讨论的是「心理健康文化」。

作者一开始就提醒读者，心理健康领域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由科学进步推动的中性空间。它同时被历史、制度、金钱、专业身份、保险系统、制药工业和社会价值观塑造。

他回顾了过去两百多年里生物医学模型与心理社会模型之间的摆荡：疯人院、精神分析、额叶切除术、精神药物、DSM、管理式医疗、循证治疗运动……这些历史不是一条单向进步的直线，而更像一只来回摆动的钟摆。每个时代都相信自己更接近真相，但每个时代也都留下了后来者难以忽视的盲点。

这一章最重要的提醒是：咨询师不是站在文化之外看待来访者。我们自己也在水里。所谓「心理问题」如何被命名，哪些痛苦会被诊断化，哪些行为会被视为异常，哪些治疗方式能获得报销，这些都不是纯粹技术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这也是整本书的入口：如果心理健康本身是一种文化，那么咨询师就不能只学习技术，还必须学习如何批判自己所处的文化。

第二章：为什么咨询师需要哲学问题？

第二章像是全书的宣言。

作者认为，当代心理健康文化过于强调技术、诊断和可操作流程，导致许多根本问题被压抑了。比如：什么叫帮助一个人？咨询师是否能客观地理解来访者？理论取向为什么会让人变得教条？专业判断中有多少成分来自主观价值？

他给出四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咨询师需要哲学问题：哲学问题推动改变，照亮隐藏假设，对抗理论教条，也为助人工作者提供一种智识上的喘息。

这一章也很私人。作者 讲述自己如何从精神分析取向的临床心理学家，逐渐进入咨询教育领域，并在精神分析、人本主义、Szasz 的反精神医学批判和 Rorty 的新实用主义之间，形成自己的「会议桌」隐喻。那张桌子上坐着 Freud、Rogers、Szasz 和 Rorty，而 作者 自己则像一个做会议记录的人，记录这些思想人物如何争论。

也正是在这里，整本书的四个核心问题被提出：

• 咨询师如何认识一位来访者？

• 是什么让咨询有效？

• 咨询关系中的真理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

• 咨询师是否应该放弃真理的观念？

第三章：我们真的能认识一位来访者吗？

第三章讨论「认识」。

这个问题乍看简单。咨询当然需要认识来访者，否则如何帮助？但作者很快把这个问题复杂化：认识一个人，是否意味着咨询师的心中复制了某些来自来访者心中的内容？如果是，我们如何验证这种复制是准确的？语言能否完整承载主观经验？咨询师听到的话，又会如何被自己的理论、人格、期待和偏见过滤？

这一章用 Freud 和 Rogers 做对照。精神分析相信，真正重要的内容往往隐藏在无意识中，需要通过自由联想、移情和解释被逐步揭示。人本主义则更信任来访者的直接经验，相信通过真诚、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准确共情，咨询师可以贴近来访者的主观世界。

二者看似不同，却共享一个现代主义假设：咨询师能够以某种方式客观地认识来访者。

作者 最后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向文化层面：也许「认识一个人的内在世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产物。只有当我们预设每个人都是一个封闭在头颅里的孤立心灵时，「如何认识另一个心灵」才会变成一个迫切问题。

这对多元文化咨询尤其重要。因为如果问题本身带着文化前提，那么许多看似普遍的咨询理论，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了特定文化的位置上。

第四章：咨询为什么会有效？

第四章转向「有效性」。

作者从一个简单场景开始：两个人坐在房间里谈话，为什么这件事能够减轻痛苦？

传统流派通常会说，是因为某种特定技术起了作用。精神分析强调解释无意识冲突，行为主义强调调整强化机制，人本主义强调关系条件，认知治疗强调改变非理性信念。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因果故事。

但心理治疗研究里一个经典发现不断挑战这种自信：不同真实有效的治疗取向，结果往往差不多。这就是所谓的「渡渡鸟裁决」（Dodo Bird Verdict）。

如果不同流派都能帮助人，那么也许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某个流派独有的技术，而是所有疗愈实践共享的因素。作者借助 Frank、Frank 和 Wampold 的脉络，把这些因素整理为「情感上有力量的助人关系」「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疗愈场景」「一套可信的解释系统」「双方共同参与的疗愈仪式」。

这就是语境模型（contextual model）的核心。咨询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像医学一样针对特定疾病投放特定技术，而是因为它在关系、意义、期待和仪式中重新组织了一个人的经验。

这一章对临床训练很有冲击力。因为它暗示，咨询更接近一种「对话中的疗愈工程」，而不是一套准医学技术。

第五章：真理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

第五章是全书哲学密度最高的章节之一。

作者用一个临床片段切入：来访者无法忍受自己的老板，心理动力学咨询师解释说，老板可能承载了来访者对父亲的移情。来访者哭了，觉得说中了，后来也发生了改变。

问题是：咨询师真的发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无意识真相吗？还是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创造了一个有说服力、有情感共鸣、因此能够带来改变的故事？

作者 认为，传统流派大多预设咨询师在发现真理。精神分析发现无意识，认知疗法发现非理性信念，行为主义发现环境 contingencies，人本主义发现来访者真实经验。但一旦进入后现代和社会建构论的视角，这个「发现」模型就变得不稳固。

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容器。记忆并不是固定的档案。理论也不是通往心理现实的罗塞塔石碑。咨询中的解释更像是一种叙事工具，它不一定对应某个内在本质，却可能因为与来访者的经验产生共鸣而带来改变。

于是作者提出一个很实用的概念——经验共鸣（experiential resonance）。一个解释未必在哲学意义上为真，但它需要在经验上「像是真的」。否则，它很难真正帮助来访者。

这对整合取向尤其重要。理论不再是争夺真理的武器，而是不同的叙事可能性。

第六章：咨询师是否应该放弃真理？

第六章接着第五章继续追问：如果咨询中的真理并不是被发现的，那么咨询师是否应该干脆放弃真理？

作者在这里非常谨慎。他并不是说所有意义上的真理都没有价值，而是把批判对象限定为「符合论真理」（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也就是一个信念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符合现实的内在本质。

问题在于，我们永远无法站到语言、文化和感知之外，去检查一个说法是否真的对应了现实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健康领域，「真理」常常和权力纠缠在一起。谁有资格定义正常？谁有资格定义病理？谁的痛苦会被诊断，谁的反抗会被病理化？

作者借助 Szasz 对「精神疾病神话」的批判，提醒我们精神医学史中那些令人不安的例子：同性恋曾经被诊断为精神疾病，逃离奴役的人也曾被赋予病理化标签。问题不只是「当时的人错了」，更是「真理之名如何被制度性地用来控制人」。

但放弃真理不能走向「什么都可以」。作者 的替代方案是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和「证成」（justification）。临床判断的关键不再是「这是否对应了来访者内在的真实本质」，而是「我能否给出足够好的理由说明这个干预是合适的」。这些理由可以包括：它是否符合伦理，是否尊重来访者的世界观，是否有研究支持，是否有助于治疗联盟，是否可能带来实际改变。

换句话说，咨询师需要的不是拥有真理，而是能够负责任地说明自己的选择。

第七章：旅程还在继续

最后一章回到整本书的四个问题，并给出一种开放的回答。

对于「如何认识来访者」，作者倾向于说，这个问题来自西方个人主义的孤立心灵假设。换一种社会建构论语言，问题本身可能会改变。

对于「咨询为什么有效」，他回到语境模型：关系、希望、解释系统和共同仪式，比特定技术更关键。

对于「真理是发现还是创造」，他借用 William James 的实用主义检验：如果两种说法在实践上没有差别，那么争论本身可能是空转的。更重要的是解释是否能产生情感和经验上的共鸣。

对于「是否放弃真理」，他的回答是：放弃符合论真理，转向更有用、更能被讨论、更能减少权力滥用的证成框架。

这一章也提出一个更大的愿景：助人专业或许不应该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价值来组织自己，而更应该靠近人文学科。因为咨询师工作的核心，不是消除复杂性，找到单一答案，而是在复杂的人类意义系统中工作，理解不同视角，创造新的可能性。

作者 最后借用 Rorty 的「自由反讽者」（liberal ironist）作为理想姿态：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结论永远可以被修正，另一方面坚持残酷是我们最应该避免的事情。

这或许也是整本书最温柔的落点：保持谦卑，但不要失去伦理的脊梁。

下周继续更新精读笔记

这 7 篇文章目前是对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Counseling 全书的章节笔记和结构化梳理。它们适合想要系统理解作者思想脉络的读者，也适合正在学习咨询理论、心理治疗整合、多元文化咨询、诊断批判和专业身份形成的同学。

如果你是免费读者，可以把这篇文章当作一个导览。它不会替代完整笔记，但可以帮助你看到这本书真正想处理的问题：不是如何更快地掌握某种技术，而是如何成为一个更有反思能力、更不容易被专业语言绑架、更能意识到自身权力位置的助人者。

下周开始，我会继续更新这本书的精读笔记。

相比已经发布的章节梳理，精读笔记会更慢，也更细。它会把一些关键段落、重要概念和适合反复思考的问题单独拆出来，放回咨询训练和临床身份形成的语境中重新读。尤其是医疗化、语境模型、经验共鸣、证成、新实用主义、人文学科式的咨询身份这些概念，都值得被更耐心地展开。

我越来越觉得，学习心理咨询不能只学习「怎么做」。当然，技术重要，诊断重要，伦理也重要。但在这些之前，还有一种更基础的能力：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什么语言，继承什么假设，站在什么制度位置（stance）上理解一个人的痛苦。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

它不急着给咨询师一套更漂亮的答案。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在每一个看似熟练的专业判断背后，都还有一些尚未被问出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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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到访新的意识形态疆域，在那里，自我与现实在我眼前逐渐融化。我见过无意识令人惊惧的深处，也见过自我实现光辉的山巅，还见过心理可能性那片辽阔、未知、尚未绘制地图的大海。我的旅行日记里，问题远比答案更多。不过，我也开始把一路收集到的拼图碎片慢慢连在一起。

「认识一个来访者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源自我一生中长久存在的孤独感。刚开始这段旅程时，我以为这个问题显而易见，不言自明。如今我不再这样认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只是启蒙哲学传统的副产品。

那一传统理想化了孤立的自我，也理想化了意志化的个人主义（Gergen，1995，1999；Rosenau，1992）。这种传统既不是根基性的，也不是必要的。它只是几个世纪前由哲学家建构出来的观念。像所有人类建构物一样，当「孤立心灵」这个想法不再有用时，它也完全可以被抛弃。

如果没有个人主义哲学，那么关于我们如何认识彼此内心的问题，也就变得多余了（Gergen，1999；Rudes 与 Guterman，2007）。「认识一个来访者意味着什么？」不过是一棵意识形态之树结出的果实，而这棵树并没有扎根在任何基础性的土壤里。

换句话说，在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t）的立场中，自我被视为流动的，并在社会情境中持续被重构（McNamee，1996），关于个体心灵的问题甚至不会出现。问题总是从某些假设中生长出来。假设由人创造。抛弃那些被建构出来的假设，问题也随之蒸发（Rorty，1999）。

一位存在主义的挑战者也许会说，我只是找到了一个精巧的理性化说法，用来回避人类处境中某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你们终究是孤独的，」这位挑战者也许会说，「你也可以靠说服自己来逃避死亡，但死亡仍然会到来。」

也许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在这个解决方案中插入这样一位存在主义挑战者，读者大概也能看出，我对于人的孤独仍然有些冲突。不过，我想这也许是好事。对一个思想工作者而言，完全安定下来的心灵反而是一种诅咒。

教授们教给我的那些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正统说法，我与来访者工作的经验，研究生院之外那个并不太看重精神分析的世界，以及我接触到的那个经验研究发现，也就是所有取向似乎都差不多有效（Wampold，2001），这些经验对我来说很难协调。

它们似乎都汇聚到同一个问题上：「是什么让咨询有效？」和我提出的其他问题一样，我并不声称自己找到了确定答案。不过，治疗的情境模型（contextual model of treatment）似乎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如果从普遍主义、多元文化的视角来考察疗愈，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萨满、巫医与咨询师其实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Frank 与 Frank，2001；Torrey，1972a）。这些专业人士在各自的社会中都被指定为疗愈者。

疗愈者通过提供疗愈叙事，以及与之相连的仪式，帮助痛苦者对抗士气低落和意志消沉。特定文化中的成员会把这些叙事和仪式视为有疗效的东西，例如认知行为干预、解除诅咒，或恢复一个人的灵魂。

一个具有疗愈权威的人指出心理痛苦的原因与治疗方式，这种经验会带来希望，对抗无力感，并让痛苦者重新获得对困难的掌控感，而这些困难原本似乎令人无法逾越。作为情境模型的进一步证据，我也观察到，某些助人专业人士无论偏好的治疗方法多么不同，都能持续在来访者身上获得良好结果。

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真正对来访者改善负责的，并不是治疗取向本身。Wampold（2001）对数十年元分析研究做了全面综述，并强有力地支持了情境模型。他建议心理治疗消费者寻找那些以帮助来访者著称的治疗师，而不必拘泥于治疗师的理论取向。

支持情境模型解决了我一些实践与理论问题，却也制造了新的哲学难题。情境模型淡化了真理在疗愈中的作用。可是，这种淡化是否合理？

我们是否应该假定，咨询师告诉来访者的一切都只是文化中关于疗愈的价值观副产品，而从不代表被发现的真理？或者，咨询师是否能够发现关于来访者的客观真理？这一系列追问凝结成了我的第三个根本问题：真理是在咨询关系中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

在一位来访者向我描述了她早年的家庭生活之后，我问她，成年之后她重新创造出那个自己曾经渴望逃离的地狱般童年，这件事是否让她感到讽刺。这位来访者显然从未思考过她早年生活与当下生活之间的平行关系。

我的这句话对她产生了巨大的体验性冲击，她开始思考，自己内心某个隐秘部分是否曾有意安排了当下的痛苦状态。在这个案例中，我的评论成为她进入更深层反思的契机，并最终带来了持久的改变。

尽管这个干预显然有益，我内心仍有一部分忍不住追问：它是真的吗？我发现了关于来访者的一个事实，还是只是从她呈现出来的材料中创造出一个聪明、有说服力但并不真实的视角？

我的评论产生了心理收益，这是否说明我是正确的？还是说，来访者只是在继续与我共同创造这个新的、被建构出来的叙事？这些问题原则上可以被用于每一个咨询干预。简言之，真理是在咨询关系中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

我对第三个根本问题的初步回答，建立在 James（1995）检验问题的实用主义方法之上：「如果这个观念是真的，而不是那个观念是真的，这会对任何人造成什么差别？如果找不到任何实践上的差别，那么这些替代方案在实践上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所有争论都是空转」（第 18 页）。因此，借用 James 的实用主义方法，我认为追问「发现还是创造」的问题，其价值很可能值得怀疑，因为无论答案是什么，都不会改变咨询师如何回应来访者。咨询师应该以对来访者有意义的方式回应，而不是被深奥的认识论考量牵着走。在这个意义上，我曾主张，咨询情境中「发现」与「创造」之间的二分应当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共鸣」（emotional resonance）（Hansen，2005b，第 10 页）。咨询师不应把时间浪费在哲学上的焦虑里，反复担心自己的话究竟是被找到的，还是被制造的。这个区分对实践没有差别。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自己的干预是否在体验层面对来访者有意义。这个考量才会造成差别。

顺带一提，James（1995）的实用主义检验方法，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极其有用。我经常试着使用它，尤其是在开会时。如果你和我一样，对冗长会议缺乏耐心，可以把下面这些问题放在手边：

如果我们把当前争论朝某个方向解决，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解决，会产生什么实践差别？

如果几乎没有实践差别，或者完全没有实践差别，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继续讨论？

提出这些问题之后，我已经多次迅速结束那些原本可能持续数小时的会议。

言归正传，回到四个根本问题。我对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初步回答，暗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真理在助人专业中的一般作用。就第二个根本问题而言，让咨询有效的因素，也就是情境模型所强调的因素，与真理并没有关系。同样，第三个问题追问咨询过程中是否发现真理，也很容易被视为无关紧要。既然真理这个概念在咨询实践的关键领域中似乎并不重要，那么它就引出了更大的第四个根本问题：咨询师是否应该放弃真理观念？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哲学，而且比前面三个问题都更需要哲学。进入哲学文献之后，我逐渐被说服，真理的对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在逻辑上站不住脚（Rorty，1999）。

简言之，把信念和陈述分成两类，一类与现实的内在本质相匹配，包括与来访者现实的内在本质相匹配，另一类则不匹配，这种做法并没有意义。

这种检测真理的实践不仅缺乏逻辑上的支持，而且「被发现的真理」这一观念在人类历史中造成过可怕的权力滥用，在一般历史中如此（Foucault，1984），在助人专业内部也如此（Masson，1994）。

作为真理的替代方案，我提出了一种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c）的标准：信念应当只根据人们认可它之后产生的后果来评价，而不是根据它是否据说扎根于现实的内在本质来评价（Rorty，1999）。

应用到咨询中，干预应当根据它们给来访者带来有益后果的程度来判断，而不是根据专业人士认为它们是否准确对应某种来访者现实的内在本质来判断。

历史上，对真理的忠诚曾经让助人专业人士以教条方式依附于特定理论取向，而不是依附于来访者的改善。真理也曾被用来为针对边缘群体的不宽容辩护，并在治疗关系中实施公开或隐蔽的权力滥用。

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放弃真理的对应论，将是助人专业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

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主张：（a）客观真理不存在；或者（b）客观真理存在，但人类无法接近它。这两种说法都来自一个二元认识论系统，这个系统预设了真理与非真理之间的二分，也就是单纯表象与真实现实之间的二分。

沿着 Rorty（1999）的提示，我主张的是，这套关于认识的二元系统应当被整体放弃。这个二元系统由数千年前的哲学家建构出来。尽管几千年来它一直是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也只是一种建构，像所有信念和思想系统一样，当它不再服务于人类进步的目的时，它就可以被放弃。

一旦没有了真与非真的认识论二分，关于某人是否接近了客观真理，或者真理是否真的存在的问题，也就变得无意义。与其采用一种把人类信念和陈述分为「人类扭曲」与「客观真实」的二元认识论系统，我更主张采用一种达尔文式系统。它根据适应性效用来区分信念和陈述。在这个系统中，判断信念的唯一标准，是认可这些信念之后产生的后果。

简言之，「表象与现实的区分应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较少有用和较为有用的言说方式之间的区分」（Rorty，1998，第 1 页）。

当然，我并不是声称这种新实用主义认识论在对应论意义上是真的。我只是提出一种更有希望的替代方案，用来替代过去一个世纪中作为助人专业基础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

这些就是我对四个问题的一般性、初步性回答。我并不声称自己找到了正确答案，不管那究竟意味着什么。任何理性的人当然都可以不同意我的每一个结论。

我希望自己的问题与答案能够生成动态的辩论、争议和持续对话，而不是静态的接受。专业领域通过拥抱冲突而进化，而不是通过回避冲突而进化。

不过，因为我的结论是数十年研究与反思之后来之不易的产物，也很符合我的智识气质，所以我往往相当重视它们。

我对这些结论的投入又提出了第五条值得追问的路径：助人专业能否围绕我的这些结论来组织？如果助人专业要充分吸收我围绕四个根本问题形成的思想产物，它需要以哪些方式改变？

对专业助人未来的希望

过去几十年里，哲学反思、对模糊性的容忍，以及对人类意义系统的关注，几乎已经从助人专业中被连根拔起（Hansen，2009a）。严格界定的诊断类别、治疗计划和专业身份，取代了过去曾经作为专业常态的反思性、细腻化思维方式。

无论一个人如何看待这种历史变化，它都实实在在改变了助人专业的基本意识形态姿态。思考导致这种巨大意识形态转向的因素，本身也很有意思。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历史转变绝不是因为前沿研究发现，咨询师应该更具体、更少反思，并在工作中采用更多肤浅、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

这一转向至少有三个原因，而它们都与来访者改善没有关系。我确信，其中两个原因，也就是医疗化（medicalization）和专业化政治（politics of professionalization），无疑强烈推动了当前的专业助人文化。第三个原因则更具推测性，但仍值得考虑。

先从这个推测性的原因说起。也许，走向医疗化、诊断化的心理健康文化，是助人专业群体层面上的一种大规模团体反移情反应（group countertransference reaction）（Hansen，2005a）。

虽然形成亲密的助人关系可以带来很大回报，但当从业者持续与来访者保持紧密的共情连接时，他们也可能变得疲惫、焦虑、恐惧、嫉妒、耗竭、怨恨，承受替代性创伤，感到不安全，心理上也被搅动。

与其长期忍受反复出现的「来访者亲密性的冲击」（Hansen，2005a，第 412 页），也许助人专业人士在无意识层面逐渐把某些意识形态元素纳入工作，并让它们制度化，以便从持续共情连接的消耗中获得心理喘息。

当来访者被理解为一组症状集合，而不是正在挣扎、也许会受益于亲密助人连接的个体时，专业人士便获得了一种舒适的心理距离。前者正是当代心理健康文化的意识形态起点。在这个意义上，Shur（1994）曾提出，现代住院精神病医院中过分庞杂的文书和行政要求，在无意识层面保护工作人员，使他们不必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令人恐惧的主观生活发生太近的心理接触。

也许，在过去三十年里，心理健康文化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反移情反应。它在无意识中被组织起来，用来在帮助者与来访者之间制造心理距离。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推测性假设，医疗化与专业化政治都必然已经塑造了当前的助人文化。

当代心理健康文化中医疗化的再度兴起，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当时，针对严重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药物被发现（Shorter，1997），以研究为基础的批评开始攻击精神分析的疗效（Eysenck，1952），新的治疗方法也不断扩散，例如认知、行为和人本主义取向，它们动摇了精神分析的霸权（Hansen，2009a）。

不过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生物精神病学（Shorter，1997）、新版 DSM（Spiegel，2005）、制药公司的经济利益（Murray，2009），以及管理式医疗的兴起（Hansen，1997）共同推动心理健康的医学模型占据了强势支配地位。

关于这种支配地位，我认为，精神病学专业采纳医学模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辩护的。精神科药物虽然可以说被严重过度开具，但它们确实减轻了许多人的心理痛苦。因此，一个把特定障碍与被证明有效的药物相对应的概念系统，也就是医学模型，对精神病学专业而言，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为了说清楚，我并不是反对医学模型本身，也不是反对药物使用。

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不能开药的助人专业也采纳了医学模型。诊断、基于症状的治疗计划，以及针对特定障碍开具特定技术，如今已经成为谈话治疗的常态（Hansen，2005a）。

显然，这种医疗化趋势更多与贪婪和专业地位有关，而不是与帮助来访者有关。Wampold（2001）在穷尽式回顾疗效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医学模型所推广的具体技术，只能解释治疗结果变异中不到 1% 的部分。

这个发现并不应该让任何人惊讶，因为治疗关系的质量一直被证明是治疗内部因素中与结果最高度相关的因素（Lambert，1992；Wampold，2001）。

其实，只要一个人反思自己的关系经验，就会发现技术的应用通常并不会促进亲密关系。如果我的妻子告诉我，她今天过得很艰难，而我回应说，我要向她推荐一个技术性干预，帮助她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这显然不会是一个促进关系的时刻。

没有理由相信，亲密关系形成的规则会因为双方身处咨询室之内或之外而有所不同。因此，医学模型因为推动针对特定问题使用具体技术，对于那些不能开药、其疗愈力量来自咨询关系质量的专业人士来说，显然用处非常有限。

不过，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我并不是在说医学模型，或任何其他模型，本质上是好的或坏的。概念模型是工具。因此，争论医学模型的价值，就像争论粒子加速器的价值一样。它对物理学家是好东西，但对小提琴家毫无用处。

任何工具，包括意识形态工具，都无法脱离使用目的来判断其价值。医学模型对拥有药片的助人专业人士来说也许是个好主意，但对没有药片的人来说，它通常不是好主意。

除了医疗化之外，专业主义政治也强烈推动了助人专业内部对人类意义系统的关注逐渐衰落（Hansen，2010c）。所谓「专业化政治」，指的是专业组织为获得更多地位、权力和金钱而展开的努力。这

些努力旨在推动助人专业在公共领域中的发展，却常常给专业内部的教育者和从业者带来有害的意识形态后果。虽然我的博士学位来自临床心理学，但毕业后不久，我被一个咨询系聘为教授，我的专业认同也转向了咨询专业。

因此，我关于专业化的许多具体例子都来自咨询专业，尽管我提出的一般原则也适用于所有助人专业。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刚进入咨询专业时，最吸引我的是这个专业自由、开放的气质。那里有活跃的争论，有多样的思想，也有一种接纳各种智识立场的态度。其中许多品质至今仍然存在，这也是我作为咨询教育者的专业经验如此令人满足的原因之一。不过，多年来，专业化政治已经开始侵蚀并限制我所珍视的意识形态自由。

例如，根据当前负责咨询项目认证的机构，也就是咨询及相关教育项目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的规定，专业外部人士，像我这样博士学位来自临床心理学的人，只能在某些受限条件下被聘用。

如果我是在最近几年毕业并申请咨询系的教职，我可能永远不会被录用，因为这项新规定会把我挡在门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助人专业在咨询专业实施这类限制性学科规则之前很久，就已经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设置了类似规则。

作为专业政治压制多样性的另一个例子，而且有些讽刺的是，咨询专业已经强烈地与多元文化和社会正义运动结盟。相关助人专业也对多样性价值做出了类似的意识形态承诺。当然，多元文化主义和社会正义完全合理，也值得称赞。欣赏人的多样性，支持被压迫者，是助人专业应当采取的重要价值。

不过，随着这些运动被制度化，它们也通过定义胜任力、规范哪些研究可以被接受，以及为咨询课程中必须纳入哪些主题制定规则，开始规定并限制专业思维方式（Hansen，2008，2010c）。

讽刺的是，这些以多样性价值为基础的运动，最终形成了限制性规则，反而阻碍了自由而开放的智识活动。因此，作为制度，多元文化与社会正义运动传播了它们最初想要治愈的疾病。

这些政治力量和专业自由的限制，也许最明显地体现在定义咨询师专业身份的运动中。其他助人专业也做过类似的、出于政治动机的自我定义努力。不过，最近一段时间，这些努力在专业咨询的政治中格外突出，这大概是因为心理健康咨询登上专业舞台，比社会工作和心理学晚了几十年。

因此，咨询师有强烈的紧迫感，希望为自己雕刻出一个独特身份，把自己与早已站稳脚跟的竞争者区分开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身份定义有时能够推动专业进步，参与专业身份运动的人仍应认真思考 Foucault 关于身份的洞见：

「主体」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受制于他人的控制与依附，另一种是被自己的身份、良知或自我知识所束缚。两种含义都指向某种权力形式，它使人臣服，并使人成为主体（Foucault，1983，第 212 页）。

换句话说，身份定义会造成臣服、削弱力量并带来限制。一个东西被定义得越清楚，它成为其他东西的自由就越少。当专业身份倡导者聚焦于某一种咨询师身份定义时，他们也自动限制了其他身份可能性。

虽然我批评了那些限制咨询及相关助人专业内部智识自由的政治力量，但我也理解，同样的政治力量在立法层面可能有用。咨询游说者需要准备好简洁、方便的回答，以回应立法者和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可能合理提出的问题：「咨询师是谁？他们做什么？」

如果没有整齐、预先包装好的回答，这个专业就不可能取得政治进展，扩大影响力，或获得权力。我尊重那些投入政治努力的同事，也确实从他们的辛勤工作中受益。

然而，当用于政治领域中推动专业发展的方法和工具，被泛化到其他专业领域时，问题就会出现。那些在政治高层推动专业发展的简单、单一而具体的表述，如果被下推并扩散到专业的其他部分，就会伤害和破坏专业进步。

实践者不断面对极其多样的人类差异，应当拥抱去中心化、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承认多重世界观和灵活自我定义的正当性（Polkinghorne，1992）。此外，研究者和理论家的创造性工作，也不应被限制性的专业表述束缚。

那些表述原本是为完全不同的目的设计的。把简单、具体的意识形态用于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就像用数字填色套装来推进专业艺术家的创作。

简单地说，不同的目的应当使用不同的工具。用于在政治层面推动助人专业的工具，与在其他领域推进助人专业所需要的工具，彼此严重不兼容。当与权力和金钱相关的意识形态工具，例如医学模型、身份定义等，被助人专业的所有领域采纳时，问题就会出现。与其试图把所有专业生活统一到同一面意识形态旗帜之下，不如采用一种分离主义路径，也就是为不同目的使用不同意识形态。这样可以避免那些简单而具体的意识形态工具压制对人类意义系统的关注，而后者传统上、也理应是关系性助人的标志。

我甚至愿意说，教授参与专业发展政治，也许构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利益冲突，因为这种发展所需要的狭窄、限制性的定义，与学术工作的目标完全相反。学术工作的目标是挑战、丰富、复杂化并去中心化传统观念，以获得新的视角和更高层次的理解。作为进一步保留对人类意义系统关注的步骤，我也曾主张，咨询应当由人文学科的价值来组织，而不是由科学的价值来组织（Hansen，2012a）。

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人文学院里的历史、英语和哲学系同事研究的是人类意义系统。他们学科中的进步，体现在把研究对象复杂化，并提供新的视角。这些人文学者也许会把科学作为支持工作的工具，例如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使用碳定年法测定文物年代。不过，他们专业的总体精神由对人类意义系统的研究所定义。

相比之下，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同事则试图锁定单一解释，并系统性地排除额外观点。对这些科学家而言，人类意义的细腻层次通常并不重要。他们寻找的是对自然之谜的单一答案，而这些自然之谜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这两种强调方式，也就是用人类意义系统复杂化研究对象，或用科学收窄发现，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不同学科的代表只是采纳了最能促进各自学术领域进步的基础意识形态。

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以沉浸于人类意义系统的复杂性为生。专业助人必然需要深切欣赏并持续努力理解来访者如何理解自己的经验。因此，我曾主张，咨询师的专业生活应当由人文学科的价值来组织，而不是由科学的价值来组织（Hansen，2012a）。

主动辩论、质性研究，以及对任何人际互动中多重意义层次的欣赏，都应成为咨询师的常态。当然，科学仍是助人专业必须保留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它被用于生成疗效研究时。不过，科学所强调的简约性，以及发现单一真理的目标，不应接管助人专业。助人专业的进步来自复杂性的培养，以及为人的转变创造新的可能性。

讨论

哲学讨论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带来启发。但我敬佩的大多数实践者，几乎并不关心深奥的智识议题。他们太忙于帮助自己的来访者，无暇顾及这些事情。这些实践者才是这个专业真正的英雄，而不是像我这样的教授。

我们兼职做一点实践，然后又匆匆退回学院的安全地带，回到观念的领域。我希望这本书能给这些实践者提供一点智识上的喘息，让他们从困难、耗竭而高贵的工作中稍微抽身。

就哲学议题而言，最好的咨询师知道，咨询只不过是两个人之间一场延展的对话。它依靠真实、信任，以及令人揪心的情感诚实。脑力化的公式或炫目的技术，与此关系不大。带着这一点，我想提醒读者，我在前一章中曾提到过一个反思任务。具体来说，我常常要求督导对象和学生做一个简单练习，帮助他们摆脱「咨询是一种高度技术化过程」的观念。

我请受训者回想一次经历：他们曾感到困扰，向某个人谈起自己的烦恼，之后离开那段谈话时，感到有希望、被更新，也卸下了负担。我会刻意要求他们不要告诉我问题的性质，只报告那个帮助他们的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实验的结果几乎总是一样。

受训者持续报告说，帮助者认真倾听，表现出共情，努力从受训者的视角理解问题，并避免评判。于是我会说：

如果这就是帮助到你的东西，你为什么会认为你的来访者需要某种高度技术化或截然不同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自从人类获得语言能力以来，人们大概就一直通过与他人交谈来寻求痛苦的缓解。因此，现代咨询情境并没有什么全新或特别创新之处。在其中，一个人通过对话帮助另一个人。事实上，除少数罕见例外，如果你观察过去一个世纪里几乎任何一次个体咨询，你看到的都只是两个人在交谈。

这种助人情境看似简单，却与专业化心理健康文化的复杂迷宫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包括执照规定、教育标准、伦理守则、督导要求、认证制度和继续教育要求。学院内部也同样不缺少复杂化因素。

怪异的研究议程、任意的项目要求、晦涩的理论化、无关紧要的课程，以及深奥的词汇，它们常常遮蔽的东西远多于照亮的东西，却又都是未来专业助人者必须忍受的标准教育过程的一部分，而且通常很少被质疑。

就简单与复杂这组张力而言，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通过提出并审视哲学问题，把专业助人复杂化。这种奇特的谋生方式当然令人愉快，也帮助我养活了家人。

不过，每当我被某个新的概念谜题抓住时，我总会问自己：

这种程度的复杂化真的有必要吗？

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一直都强烈着迷于一种能力：一方面把咨询描述为一个简单、直觉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把它描述为一次高度复杂、值得持续学术审视的相遇。常识性的简单与高度技术性的复杂，竟能并置于同一个对象之中，这种并置带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美感，也有一种令人上瘾的智识吸引力和迷人的优雅。

虽然哲学追问会为助人范式增加复杂性，但我相信，它也能够发挥一种揭示功能。它可以切开复杂性的噪声，显露出咨询应当是什么的基本根基。本书一直致力于哲学追问。我当然希望，它更多起到照亮作用，而不是徒然制造复杂。

作为这项智识事业的延伸，我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回答问题的策略，是把哲学观念引入专业助人，用来丰富并批判我们对咨询过程的理解。反过来，我也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很可能会从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洞见中获益。当枯燥的哲学定理被放置到助人相遇的主体间矩阵之中时，它们会获得新的意义和生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效的实践者并不会自大地假定自己掌握了关于人类处境的复杂、深奥真理，而那些不幸的来访者 somehow 没能获得这些真理。相反，他们带着谦逊、敬畏，以及对不断变化之视角的开放性来工作。这些价值被 Rorty（1989）的自由反讽者（liberal ironist）概念概括起来。我相信，这是实践者和学者都可以采纳的理想。反讽者谦卑地认识到，自己的结论从来不是扎根于现实的内在本质，因此自己的结论始终可以被修正。

自由主义者，按照 Rorty 所采用的定义，是相信「残酷是我们所做之事中最糟糕的事情」的人（第 85 页）。不要残酷；如果有充分理由，就永远愿意改变自己的视角。对助人专业人士而言，我想不出比自由反讽者更好的理想。

当这本书接近尾声时，我想起自己许多哲学探索的情感动力，也许甚至我整个专业生活的动力，都来自一种长期存在的孤独感。不过，现在我意识到，存在主义孤独的不可避免性，只是从某个特定思想传统中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完全可以被放下，换成一个更有希望的视角。

如果采取社会建构主义立场，那么亲爱的读者，你和我都并不孤独。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已经回应我写在这些页面上的文字，并创造出你自己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你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超越时间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无法被重新创造，也无法被取消。它代表着一种持续存在的联结，而这种联结正是一个可靠的标志：我们并不必然孤独。

去年，我把笔记从屏幕搬回了纸上。一年过去，我并没有变成一个「纯粹手写」的人。相反，我又回到了 Notion。但这一次，我对「记录」这件事的理解，已经不一样了。

去年，我从电子笔记转成了纸质笔记，也慢慢进入了文具坑。 这种方式，是否让我的学习变得更好？

答案可能令你失望——是或不是。

先说一下好的方面。我最开始的尝试是随身携带一个口袋本。最早用的是九口山的户外口袋本，现在换成了 Plotter 的 M5。

这种方式带给我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无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都可以及时掏出口袋本记录下来。书写最大的帮助就是留有印象（impression），这些想法会存在我的记忆里。因为我知道自己记录在哪里，所以会经常想起它，并回到本子里进行浏览。

如果你浏览过哲学或者社科类的书籍，你可能留意过 Impression 这个单词。Impression 通常被译为「印象」，但它原本并不只是一个心理感觉词。它和 press 有关，带有「压印」「留下痕迹」的意思。

换句话说，impression 指的是某个外部对象、事件或经验在我们心灵中留下的印痕。在哲学和社科类文本中，这个词常常比中文「印象」更厚重。它不是简单的主观看法，而是指外界经验通过感官进入意识之后，形成的直接感受或心理痕迹。古典哲学和经验主义传统中，哲学家常用「印章压在蜡板上」这样的比喻来理解感知和记忆：外物作用于感官，并在心灵中留下痕迹。

因此，书写，这个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它给我们留下了「印象」（impression）、「痕迹」（trace），还有帮助我们回溯（retrospect）的线索（cues）。

总得来说，书写提升了我的注意力，让大脑漫游，产生更多有创意的好点子；减少手机使用，让我在外面徒步、思考的时候免受各类通知还有行为模式的打扰（例如，掏出手机就自动点开社交媒体）；增加了各种信息之间的联系（association），提升了我的记忆力和知识间的组合能力。

不好的地方主要在于这三个方面——时间、查找和同步。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在不断尝试之后，我发现，「鱼和熊掌」需要兼得。纸质笔记和电子笔记必须有效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只用其一。

时间

书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最开始的时候，我尝试摘录书籍的原文并记录自己的想法。我阅读的书籍都是需要相对大量的时间，让我自己读明白的人文社科书籍。阅读的时候需要我不断评估语句对我个人的重要性和与我现有知识体系的相似性。

几乎在我读的每一本书中，高亮、划线以及批注的语句都非常多。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把这些内容都记录下来呢？纯手抄的话，肯定会花费大量时间，几乎等于重抄一遍原书。所以，我将抄写先变成打字，随后又演变为使用 OCR，直接复制到 Notion 中。

算下来，读一本书，再抄写，再整理，整个过程大概要耗费一个月的时间左右。因此，我也放弃了成为读书博主的想法。

另外， 我在 3 月份，在一篇文章当中叙述了自己笔记方法的演变。简而言之，当我审视和自我反思原来的抄写模式和意图时，我发现，抄写的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涵义——「让自己掌握知识，加深记忆」变成了「完成抄写」这个动作。

所以后来，我阅读文章和书籍的处理流程全交给了 Notion：

1. 打字摘录书籍内容；

2. 如果文字量庞大，我会使用 OCR+电子版的形式记录文本。

3. 再次阅读并高亮内容

4. 评论（批注）引起共鸣、思考的语句

5. 抄写重要的语句

查找

手写笔记查找起来相对困难。最初，我使用传统的定页本记录。随着记录越来越多，查找的困难逐渐浮现了出来。我没有办法精准地找到我曾经书写过或回想起的内容。

虽然有一些读书或者学习博主会建议创建索引页（Index）或者目录（Catalog）帮助我们查找，但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会将我困囿于结构之中，无法放松地书写。 后来，我使用书签贴或者圆点贴作为标记，让我可以找到对应的章节内容或者值得一看的重点。

同步

手写内容是无法同步的。这意味着我出门必须随身携带本子，但有时换了衣服或背包，就会忘记带上，于是我的想法常常四散流落。当然，我前期也没有对笔记本和内容做好分类。

不像现在构建了一个笔记体系，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对笔记本和内容做好分类。定页本也没有办法让我重新归纳整理相同、不同的内容，所以非常混乱，不知道想到的点子记在了哪个笔记本里。

为了解决同步的问题，一些厂商（如印象笔记）推出了智能手写笔及配套笔记本，可将书写内容同步至 App 中。然而，智能手写笔的使用体验并不好，握感很差，也需要经常充电；而且，这一整套的价格远远高于传统的纸笔，适配的软件也相对难用，无法和其他笔记软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从经济和日常使用角度来说，这都不是最佳的选择。 我自己常用的方法是拍照扫描到苹果自带的 Notes 当中。如果是一些文档，我更倾向于使用「白描 App」拍照扫描并导出为 PDF。收到女朋友的手写信之后，我立刻扫描保存到了 Notes 当中，非常方便快捷。

笔记方法的提升

2025 年 10 月，我 入手了 Plotter 这个品牌的活页本，让本来不喜欢活页本的我，重新爱上了它。使用它的过程当中，我对笔记这件事情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Plotter 在官网中推荐人们下图的方式，整理归纳自己的笔记系统。在已经结束的春季学期，我亲身尝试了此方法，感觉甚好。

这个方法的逻辑是这样的：当你购买了它的内页笔记本时，没必要先拆出来放到皮质活页夹里，而是先直接用这个本子记录（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当你记了一些内容后，再把它们拆出来，通过官方的 Project Manager 或是文件夹进行整理、分门别类并归纳这些页面。

随后，再将这些文件夹放入你的皮质活页夹中。这样你平时随身携带这个本子和夹子，可以继续添加内容，也可以取出一些已经完成的任务、过时的项目，甚至是不再需要的想法。取出的页面放入 Storage（即 Archive）中完全归档，存在一个比较大的文件夹里。我使用的就是这一整套系统。因为官方的文件夹非常昂贵，所以我买了一个透明的文件夹替代，效果也非常不错。

因为 Plotter 的活页环尺寸是 11 毫米，这意味着你最多只能装 80 页纸。而 Plotter 的每一种内页本子正好也是 80 张，厚度刚刚好。如果你放的内页较多，翻页时就会卡纸，影响使用体验。创始人表示，Plotter 设计的初衷是不希望使用者携带大量的纸张，而只携带一些重要的内容。

→ 在小红书上查看我的使用方法。

每个人的使用习惯是不同的。在小红书和 Youtube 上，一些创作者喜欢用第三方的内页，还有一些配件，把皮质本子塞得满满当当的，看上去有一种饱腹感。 可我并不认同这样的模式，甚至觉得博主在摆拍，因为很多分享手账的博主所展示的内页都是空空的。

我认为，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知道「什么是我不需要的」远比「记录一切」更加重要。

最初影响我的是 Steve Jobs 说的这句话：

People think focus means saying yes to the thing you’ve got to focus on. But that’s not what it means at all. It means saying no to the hundred other good ideas that there are. You have to pick carefully. I’m actually as proud of the things we haven’t done as the things I have done. Innovation is saying ‘no’ to 1,000 things.

还有其他前辈也说过类似的话，列举如下:

James Clear:

Highly focused people do not leave their options open. They select their priorities and are comfortable ignoring the rest. If you commit to nothing, you’ll be distracted by everything.

Kenya Hara（原研哉）：

Emptiness is a creative receptacle.

老子：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Dieter Rams：

Good design is as little as possible. Less, but better, because it concentrates on the essential aspects, and the products are not burdened with non-essentials. Back to purity, back to simplicity.

— Less but Better

Pablo Picasso：

Art is the elimination of the unnecessary.

Antonie de Saint-Exupéry:

Perfection is achieved, not when there is nothing more to add, but when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take away.

— Airman’s Odyssey

综上所述，通过使用手写笔记本记录、分类、整理我所有的笔记，这个过程也加深了我对「极简」的自我要求，努力找到对我自己而言的最佳实践。

以抄写为例。抄写耗费大量时间，挤压了做其他事情的空间，也让身体逐渐感到疲惫。如果从行为学的视角来分析，会发现其中藏着两个不同的机制。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正面惩罚（positive punishment），即持续的耗时与疲惫作为厌恶刺激，降低了我继续大量抄写的医院，最终推动我追寻更高效的替代方案——将所有笔记放置于 Notion 中。

另一个机制接踵而来。这种疲惫感恰恰促使我重新审视抄写这件事情本身：哪些内容对我而言才真正值得落笔？于是，我开始在精力充足时，只抄录那些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内容。这种通过缩减不必要的行为来消除疲惫感和对时间流逝的厌恶状态，便是「负面强化」（negative reinforcement）的运作方式。

总而言之，重新思考笔记的过程，改变了我低效的学习结构。这种改变并不是拿着奥卡姆剃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在保留知识内容复杂度的前提下，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了我手抄和记忆之间的契合度。它让我像奥勒留一样不断反问自己：「这是必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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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宇宙中的物质现象受制于某些持久不变的真理，或自然法则；

2. 只要采用恰当的方法，人类便能客观地认识这些真理；

3. 人类进步依赖于这些真理的获取（Anderson, 1990）。

例如，关于疾病的成因与疗法，似乎存在某些真理。一旦这些真理被发现，人类便能掌控自然，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并逐渐迈向一种更乌托邦、更无病痛的存在状态。

如前一章所述，传统咨询取向正是建立在这些西方式的真理与进步预设之上的（Hansen, 2002）。例如，精神分析者预设，咨询师只要使用某些方法，便能够发现来访者真实的潜意识冲突（Gabbard, 2010）。通过帮助来访者面对那些被压抑的真相，咨询师便能促成疗愈。其他传统咨询理论也采用了同一套「真理会使你自由」的策略，只是概念包装不同。

无论咨询师在理论上被要求去发现的是认知、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还是尚未被化约的意识内容，下面这套认识论公式，都是传统咨询取向的理论基因：

1. 专家型咨询师使用某些由理论推导出来的方法，发现关于来访者的真相；

2. 这些被发现的真相被告知来访者；

3. 来访者的好转，取决于他们在心理上多大程度地利用这些真相（Hansen, 2002）。如果咨询师放弃真理，他们丢掉的，将是一个自助人专业诞生以来便作为根基的构念。

然而，在回答「是否应当放弃真理」这个重大问题之前，必须先在哲学上精确界定真理。哲学家指出，真理可以有多种概念化方式（Schmitt, 1995）。

例如，真理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认为，一个信念只有与一套更大、更融贯的信念系统保持一致，才算是真的（Schmitt, 1995）。全面梳理各种真理论，不在本章范围之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章讨论的真理，特指真理符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因此，本章每当我批判「真理」这一概念时，指的都是符应论意义上的真理。

符应论与多数人对真理的直觉理解相当接近。

简言之，如果信念或陈述符应于现实的内在本性，它们就是真的（Schmitt, 1995）。例如，「流感由病毒引起」这一信念通常被认为是真的，因为它似乎与关于流感的客观现实相吻合。相反，「大象会飞」这一陈述通常不被认为是真的，因为它似乎不符合大象的内在本性。放到咨询情境中，也是如此。

关于来访者的一句话，如果符应于来访者的某种内在真相，便被认为是真的。比如，咨询师对来访者说：「你的愤怒是在保护你，使你免于体验哀伤。」按照符应论，只有当这句话吻合来访者经验的内在本性时，它才是真的。

前一章已经讨论过，真理观念遭遇了多重哲学批判。现在有必要重新梳理这些批判，并把它们具体放到真理符应论上来看。

第一，人们对现实有不同感知，而这些感知是个人与共同体意义系统的产物（Hansen, 2002, 2004）。

例如，同一头牛，可以被看作待售牲畜、宠物、神圣动物、一团几乎全是虚空的亚原子粒子集合，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可供研究的生理器官系统。哪一种看法符应于牛的内在本性？事实上，若要判断哪些信念或陈述最符应于现实的内在本性，就必须同时知道该陈述以及现实的内在本性，然后才能判断两者的吻合程度。

可是，既然现实的内在本性并不为人所知，人类信念与内在现实之间的符应程度，又如何能够被评估？简言之，如果两件事物中有一件看不见，我们便无法判断它们是否彼此符应（Rorty, 2000b）。

第二，一切信念都被编码在语言之中。人类发明语言，并把语言范畴套在宇宙之物上（Rorty, 1999）。因此，语言作为一种由人创造出来的套覆，永远无法与现实的本质相符应（Hansen, 2007a; Rorty, 1999）。我们不可能走到语言之外，去判断人类的语言范畴是否符应于那些所谓超出范畴之外的现实本身。

第三，也与语言有关，是一种达尔文式的批判。语言沟通能力之所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应对工具，帮助人这种动物适应并繁衍（Dennett, 1995）。

然而，语言永远无法复制现实，也就是说，无法直接与现实符应。因为语言和所有经由自然选择演化出来的适应性工具一样，只能帮助我们应对现实（Hansen, 2008; Rorty, 2000a）。因此，语言作为工具，不可能符应于现实的内在本性。一把叉子作为工具，也不可能符应于「进食」的内在本性。

由此看来，认为陈述与信念可以按照其接近现实内在本性的程度来评估，也就是真理符应论，在哲学上已经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彻底批判。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被这些批判说服，就很难继续坚持这样一种预设：咨询师对来访者问题或经验的概念化，能够在直接对应来访者某种真实、本质性真相的意义上为真（Hansen, 2007a）。不过，即便一个人并不接受这些哲学批判，也仍有其他有力的实践理由，促使我们考虑放弃真理观念。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 1980）把真理与权力等同起来。要理解他的理由，可以先看到，任何真理主张都暗含着一种判断，即什么不是真。例如，若有人主张异性恋取向才是心理与道德健康的真正标志，那么其他取向就自动被降格为低劣的、非真的状态。

只需粗略浏览人类历史，便能看到，数千年来，一个群体的真理主张曾以无数方式造成另一个群体的剥夺与苦难。事实上，助人专业本身也可以说有一段漫长历史，一再用真理主张伤害心理健康服务的消费者。

在这方面，Masson 在那本引人入胜的《反对治疗》（Against Therapy, 1994）中主张，一切心理治疗都内在地有害，因为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始终存在权力落差。为了论证这一点，Masson 详细描述了许多助人专业偶像令人意外的阴暗行径，包括 Freud、Jung、Perls 与 Rosen。

书中的材料令人不安，却也令人开眼，堪称一部关于权力如何腐蚀助人过程的精彩论述。Masson 并未把真理称作罪魁。不过，不难推断，他书中所描述的许多虐待事件，都以某些由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提出的真理主张为基础，而这些主张随后被当作权力工具，用来占来访者的便宜。

不过，最深入阐明常见心理健康实践背后权力动力的作者，或许是 Thomas Szasz。他的多部著作详细说明，精神医学意识形态如何剥夺个体自由。Szasz （1961）的批判，始于一个既引人入胜又极具挑衅性的论点：精神疾病是一个迷思。Szasz 认为，身体疾病总是根据偏离正常身体功能来诊断。

例如，无论身处何种文化、何种历史时期，一个人体温达到 104 华氏度，都一定病得很重，因为这一体温显著偏离了人体正常温度。由此推论，若「精神疾病」这一概念要在逻辑上成立，也必须以偏离正常功能来定义。没有对正常性（normality）的定义，疾病这一构念就无法存在。然而，与那些可用来定义身体疾病的规范性常数不同，正常心理功能并没有稳定、普世、脱离文化的定义。

事实上，即便只看美国，正常性的定义也在几十年间发生过巨大变化。例如，同性恋在 1973 年以前曾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Shorter, 1997）。再如，逃亡狂（drapetomania）曾是赋予逃跑奴隶的精神科诊断。按照当时对正常性的定义，奴隶既然逃离了仁慈主人为他们提供的文明生活，就必定是病了（Shorter, 1997）。

因此，Szasz （1961）得出结论：精神疾病必然是一个迷思，因为从来不存在一种稳定不变的心理正常性基准，可以从中推导出精神疾病概念。既然心理正常性的定义持续变动，那么精神疾病的命名，不过是某个社会在某个历史时刻，对它所认为的偏差（deviant）做出的社会判断。更进一步说，疾病发生在有形的身体上。因此，精神疾病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脚，还是一个矛盾修辞（oxymoron）。

因为疾病作为物质性概念，不能被归于心灵这一非物质领域。在这方面，我曾有机会见到 Szasz 博士。顺便一提，他是我那张会议桌上的天才名单中，唯一一位我真正见过的人（见导论）。交谈时，他说「精神疾病」这个观念就像「已婚的单身汉」一样矛盾。两个短语本身都互相抵触。

既然精神疾病在多个层面上都是逻辑荒谬，Szasz （1961）便认为，精神科医师永远没有正当理由使用这个神话式构念，来剥夺病人的自由，例如违背其意愿将其住院。

Szasz 多部著作的书名，如《精神医学：谎言的科学》（Psychiatry: The Science of Lies, 2008）、《精神科奴役》（Psychiatric Slavery, 1977）、《残酷的慈悲：精神科对社会不受欢迎者的控制》（Cruel Compassion: Psychiatric Control of Society’s Unwanted, 1994），都透露出他对所谓精神科「真理」的结论，以及他对精神疾病这一错误概念如何被用来控制社会弱势者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Szasz 本人就是精神科医师。他留下了一批重要著作，颇有说服力地说明，所谓真理如何在心理健康领域被用作权力工具。

因此，真理不仅在哲学层面上逻辑可疑，也在总体人类历史中，尤其在助人专业的历史中，频繁被用作破坏性的权力工具。沿着这一分析继续往前走，也许咨询师确实应该彻底放弃真理。不过，除了摆脱这些问题之外，放弃真理也可能带来其他好处。

例如，Rorty （1991）提出，放弃真理理想可以带来更强的团结（solidarity）。如果一个人追求某种存在于人类之外的客观真理，便更不容易珍视与身边真实人类的接触。换言之，抬头仰望真理，会减少环顾他人的机会。Rorty （1991）说得最好：

当她追求客观性时，她与周围现实的人拉开距离。不是因为她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真实或想象群体的成员，而是因为她把自己依附于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可以在不提及任何具体人类的情况下被描述。（p. 21）

简言之，对客观性的渴望，会削弱对团结的渴望。Rorty 这个抽象的哲学论点，对咨询实践有直接含义。

如果把 Rorty （1991）的哲学思想引入咨询领域，它意味着，咨询师越是依附于某种所谓为真的理论，就越少与来访者形成真实的关系接触（Hansen, 2007c）。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助人专业历史中，实践者经常教条地依附于某种理论取向（Fancher, 1995）。

例如，二十世纪中期的精神分析者，经常为来访者进行持续数年的治疗，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了关于其治疗方法有效性的可信实证质疑（Eysenck, 1952）。从 Rorty 的批判来看，这些精神分析者或许更忠于自己偏爱的理论，而不是忠于来访者。

因此，放弃真理可能有助于咨询关系中的平等，帮助咨询师变得更灵活、少一些教条，也鼓励咨询关系中的双方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关系中创造出来的意义上，而不是放在那些由所谓真实理论预先包装好的外部解释上（Hansen, 2007a）。事实上，无论从哲学还是实践层面看，都有许多有力理由支持咨询师放弃真理观念。

然而，如果咨询师放弃真理，他们也必须面对一整套新的棘手问题。例如，传统上，咨询师会以真理为基础来证明自己的干预是正当的（Hansen, 2002）。他们可能会说，对某位来访者而言，认知重构是恰当的治疗干预，因为非理性思维才是抑郁的真正原因。精神分析者则曾区分不精确解释与精确解释，也就是真解释（Glover, 1931）。可是，如果咨询师放弃真理，他们如何知道怎样帮助来访者？在咨询关系中，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真理，用来证明干预的正当性？

同样，如果真理不再重要，又有什么能阻止咨询师对来访者说任何话？咨询师可以告诉来访者，她之所以抑郁，是因为外星人侵入了她的身体。焦虑可以被解释成一种引力现象，是饮食中摄入过多铁元素所导致的。没有真理，什么能阻止咨询师说出这些话？进一步说，伦理与咨询关系的专业边界会怎样？如果没有真理作为指引，什么能阻止咨询师向来访者借钱，或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

显然，咨询师不能只是放弃真理，却不提供某种合适的替代物，来组织他们的专业生活。

这个问题在个人与专业层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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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说，自己很难受，因为上司不喜欢他。也正因为如此，他几乎无法忍受自己的工作。在持续进行的心理动力学治疗（psychodynamic treatment）中，咨询师把上司与来访者的父亲联系起来，指出上司作为父亲的置换性表征，其实并不是问题本身。

假设来访者听到这一诠释后，变得沉默、低落，开始哭泣，并说自己现在意识到，原来他一直把父亲的形象套在上司身上，只是在咨询师指出之前，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在随后的几次会谈中，来访者报告说，他与上司之间的状况已经大幅改善，而他把这一变化完全归功于咨询师诠释的准确性。

这段互动至少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第一种可能，是认为咨询师凭借自己的训练，准确侦测到了来访者经验中一个持久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原本是来访者自己无法触及的。

支持这一立场的人，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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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反复发生。强有力的实证证据表明，咨询确实能够帮助人（Wampold, 2001）。事实上，参与心理治疗的人，也持续报告自己从中获得了巨大益处（Seligman, 1995）。可是，咨询情境中究竟有哪些精确成分，真正造成了这种帮助效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咨询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同时起作用，就像任何关系性交换中一样。

例如，来访者的改变可能来自咨询师所使用的专业技术，比如认知重构（cognitive reframing）或对潜意识冲突的诠释。另一方面，也许真正带来积极结果的是与咨询师之间的关系，而技术本身关系不大。还有一种可能，是咨询师的某些个人品质造成了帮助效应。也许来访者之所以好转，只是因为他们开始相信改变是可能的，这样一来，整个咨询情境就成了一种精致复杂的安慰剂。我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提出几十种其他可能。

然而，构成人类互动的元素如此丰厚、交织、难以分割，以至于几乎不可能通过实验，把那些造成咨询中积极改变的因素单独隔离出来。相比之下，医学研究者如果发现某种多成分化合物具有治疗效果，或许可以把每一种成分分离出来，分别测试，以判断究竟是哪一种成分带来了益处。可是，咨询技术如何能够从其被实施的关系中被实验性地分离出来？任何人类互动中那组丰富而相互缠绕的元素，真的能够被隔离并独立测试吗？

为了让「有效性」问题再多一层哲学意味，还需要追问：有效助人应当如何定义？究竟什么才构成好的治疗结果？传统精神分析者会主张，唯一好的治疗结果，是人格结构的改变（例如 Brenner, 1973）。一旦来访者的人格通过对防御与古老客体关系模式的充分修通而发生改变，症状缓解大概也会随之出现。

事实上，在我的训练中，我被教导说，即便精神分析治疗并没有减少症状，它也仍然会给来访者带来巨大好处。这个好处在于，来访者会获得对那些过去处于潜意识中的冲突的有意识认识，从而能够在充分知情、贴近现实的基础上，为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而不是反射性地回应潜意识过程。

这种推理一直让我觉得带着某种可疑的自利色彩。对那些靠长期见来访者谋生，又可能不愿被问责的实践者来说，它显得太方便了。尽管如此，我当年确实在教育中被灌输了这些精神分析预设。训练期间，有一次我向督导报告一位来访者的进展。大约十次会面之后，这位来访者决定停止治疗，因为最初让他寻求治疗的问题已经成功解决。

督导听后露出一种心照不宣的微笑，说：「移情性治愈（transference cure）。」督导的意思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人格结构改变不可能发生。因此，所谓治愈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完全依赖治疗中的外在关系因素，而不是由来访者内部心理变化所决定。即便我的来访者报告说治疗是成功的，督导仍自认为更懂，并把它判定为失败。

光谱的另一端，是传统行为主义者。他们以严格、量化的方式计算问题行为减少的程度，并据此判断治疗是否成功。如果来访者想戒烟、害怕坐飞机，或容易愤怒爆发，那么对行为主义者来说，治疗成功唯一合理的定义，就是这些可测量的问题是否有所改善。

和精神分析对治疗有效性的理解一样，这种行为主义概念化在某些方面也显得不足。多数人并不是带着离散的行为抱怨来找助人专业者的。心理问题通常复杂、共现，并且具有多重面向。某些问题，例如抑郁，必然涉及内部痛苦，也通常不是由离散的行为发出所造成的。更进一步说，对大多数人而言，若要感到有意义的改变已经发生，大概需要感觉到某种心理层面的东西已经移动，而不只是某个恼人的行为被消除了。

尽管在实证上识别有效因素、定义有效性本身都存在困难，「是什么让咨询有效？」这个问题，显然仍是助人专业者必须认真面对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个人也有重要意义。

这个问题在个人与专业层面的意义

如前文所说，我当初刻意寻找一个具有强烈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学博士项目。在我接触过的所有理论家中，Freud 的思想最让我着迷，而且远远超过其他人。我以为，跟随 Freudian 教授进行六年密集的精神分析学习，能够满足我掌握精神分析思想与实践的需要。回头看，我很庆幸自己作出了那个选择。不过，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走进了什么。

说我的研究生项目「具有精神分析取向」，实在是过于轻描淡写。事实上，我的临床教授们是严格的 Freudian，几乎完全无法容忍其他思想模式。心理学系也有非临床教师，他们只做研究。不过我只是勉强混过他们的课程，以便拿到学位。他们没有那些掌控项目的精神分析教师所拥有的地位、声望和影响力。因此，在我的训练项目中，关于「是什么让咨询有效」只有一个答案：精神分析方法。

为了说明这些临床教授如何在意识形态上紧紧扼住学生的头脑，我清楚记得几次情形。案例讨论课上，有学生天真地提出，也许可以对正在报告的来访者尝试非精神分析干预。每一次，主持那门课的精神分析导师们都会以同样方式回应：他们会或含蓄、或不那么含蓄地训斥这位学生，责备其提出这样的想法。

我记得有一位年轻教授，是认知行为取向的，曾走进这个狮穴。听完一个案例之后，她提出一个完全合理的建议：也许某些认知策略会对来访者有帮助。作为回应，那位资深精神分析教授非常粗鲁地对待她，带着明显的轻蔑。

我记得自己当时很替这位年轻教授难过。她显然并不知道，自己本该拒绝那次会议邀请。她后来再也没有回来。

研究生后期，我开始怀疑，我的精神分析教授们也许并没有垄断关于「是什么让咨询有效」的真理。有一个证据让我很难忽视：这些导师之间几乎从不彼此同意。例如，研究生前两年，我参加了两门案例讨论课，分别由两位不同教授授课。

两门课安排在同一周的同一天，一门上午，一门下午。课程要求之一，是学生报名报告自己在大学诊所接手的个案。同一个案例，经常会在上午和下午两位教授面前各报告一次。虽然两位导师都教条地属于精神分析取向，但他们几乎总是以不同方式概念化同一个案例，并推荐完全不同的治疗干预。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模糊的念头开始在意识边缘浮现：如果这些教授彼此都不同意，我就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关于「是什么让咨询有效」的真理。真理是单数，不是复数。那么，他们之中究竟谁掌握了真理？如果真有人掌握的话。当然，他们都非常有说服力。上午的案例讨论结束时，我会确信上午那位教授的视角，是解释所呈现临床材料的唯一合理方式。可是，下午听完另一位教授对其概念化的有力辩护后，我又会带着强烈确定感离开，觉得他才是正确的。

可是，既然证据摆在眼前，我为什么没有质疑我的教授们是否真的知道「是什么让咨询有效」的真理？虽然当时的我年轻、畏惧权威，但我不愿提出这个问题，背后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事实上，即便只是在自己心里，我也几乎无法忍受这样一个想法：我也许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学到真理。

在这方面，虽然我有时会同情那些被导师训斥的学生和访客，但我也注意到，自己常常在私下里为那些施虐的教授喝彩。竟然有人胆敢质疑我的教授试图传授给我的智慧，竟然有人胆敢破坏我的教育。不仅如此，我不只是拒绝质疑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我的一部分还主动认同了那些意识形态上的攻击者。

回头看，我相信，是认知失调阻碍了我自由思考，也阻碍了我表达那些本应显而易见的批判性想法。简单说，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很难同时持有相互冲突的想法或信念（Festinger, 1957）。

例如，一瓶一百美元的葡萄酒，即便还没拔开软木塞，你也可以打赌，它尝起来一定会很好。因为一个人很难同时协调这两个想法：我为某样东西付了很多钱；结果却让我失望。我把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研究生院。我把整个未来都押在了自己的教育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不可能认真考虑这样一个想法：我的教授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对我而言，唯一安全、舒服的选择，就是理想化这些导师并试着追随他们，即便他们说的话并不总是有道理。后来我才知道，训练项目教条地倡导某个特定取向，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我受训的那个时代（Fancher, 1995）。精神分析机构尤其以理论教条主义著称（Kirsner, 2000）。

毕业之后，我仍然能够维持那套舒适的精神分析心态。在我工作的精神科医院里，我被分配给一位精神分析取向的督导。他继续喂给我那套我在研究生院已经买账的党派路线。我毕业了，但并没有逃出意识形态之茧。不过，一旦我成为教授，承认其他取向的压力就变得太大，已经无法继续忽视。

毕业几年后，我在一个咨询系获得了教职。我发现咨询专业文化温暖、开放、接纳。与我过去那个军事化、层级森严的心理学项目相比，这令人耳目一新。我喜欢这份工作的每个部分。只有一个问题：我的新同事并不喜欢精神分析。

他们经常公开批评它。让我更两难的是，这些咨询师使用人本主义方法，显然也非常能帮助来访者。以我的观察，他们的帮助效果至少不逊于精神分析实践者，甚至可能更好。

当时，我完全无法解释这些观察。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虽然有某些共同点，但在许多方面几乎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Hansen, 2000）。这些治疗取向关于改变的理论、关于人性的预设，以及干预方法，都完全不同。而且在我看来，它们在概念上彼此不兼容。那么，它们怎么可能都有效？如果一位医生用抗生素治疗感染，另一位医生用水蛭，那么更接近感染成因与疗法之真理的方法，自然应该带来更好的结果。两种完全相反的视角，怎么可能都产生好结果？

当时，我认识一些从原来那个心理学项目毕业的人，他们也面对同样的两难。许多人防御性地退回精神分析思想之中，并私下指责那些认可其他取向的同事，只是在为来访者的问题提供「创可贴式方案」（Band-Aid solutions）。他们会告诉我，认知行为取向只是遮盖问题，而精神分析则通过解决核心问题，提供持久缓解。

有几个因素阻止我接受这种解决方式。

第一，它并不符合我的观察。以我所见，人本主义咨询师的来访者获得的是持久帮助，而不只是创可贴式方案。

第二，我喜欢我的新同事。我不想用一种自大的姿态疏远他们，仿佛我知道是什么让咨询有效的真理，尤其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事实如此。没有人想和一个自大的混蛋共事。

第三，我已经与研究生院拉开了足够距离，因此质疑精神分析观念时，不再感到那么强烈的失调。毕竟，即便我的教授教给我的东西全是假的，我也已经凭那个学位获得了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我如此感激自己能够开心地就业，以至于我是否曾被教过关于咨询有效性的真理，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最后，我把自己的失调看作一个机会。那些在研究生院期间我无法承受、无法认真思考的反对性念头，现在终于可以被我尽情展开。事实上，有了新的教授职位，我甚至可以拿薪水去探索它们。从那时起，我决定把相当一部分学术生涯，用来为「是什么让咨询有效？」这个问题寻找概念上的解答。

我希望这段关于自己如何与精神分析教条主义挣扎的心理描述，能帮助那些被某一取向牵住，却有时怀疑自己忠诚是否合理的受训者和专业人士。理论取向像迷宫，走出来并不容易。助人专业的受训者常常被文化化进入某个特定理论取向。

这种文化化过程，加上助人情境本身的暧昧、进阶训练所要求的牺牲与资源投入、不同治疗取向之间常常完全不兼容的预设，以及那些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偏爱视角大声辩护的、极具说服力的导师，共同为助人专业受训者铺出了一条困难而冲突重重的心理道路。遗憾的是，受训者在成为成熟助人专业者的路上所经历的心理与意识形态挣扎，很少被讨论。讽刺的是，这些挣扎的解决，常常最终变成理论教条主义，而理论教条主义又妨碍人客观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让咨询有效？」

不过，我相信，助人专业者有义务暂时放下自己学过的东西，放弃教条性的依附，并诚实地面对「是什么让咨询有效」这个问题。来访者来到咨询中时，是脆弱的，也处在痛苦中。在这样的专业情境下，咨询师必须充分考虑那些促进有效改变的过程。因此，在本书四个根本问题中，本章讨论的这个问题，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是什么让咨询有效？

咨询是一项复杂事业，涉及无数变量。让有效性问题更复杂的是，助人过程本身也在不同文化语境和历史时期中演化。某个时代的实践者认为至关重要的心理治疗努力，有时在后来的治疗师看来，却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有害，例如恢复被压抑的记忆（Loftus & Ketcham,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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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个爱较真的人追问我：你怎么知道你认识这些人？

我大概会说，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聊过天，我对他们的了解也常常在他们的回应里得到验证。比如说，我知道我最小的孩子爱吃辣，最大的那个则避之不及，因为我跟他们有过无数次相处和对话，把这些偏好印证了一遍又一遍。我认识他们。

然而，我假想的那位提问者大概不会就此罢休。

对某种食物的偏好，真的就构成「认识」一个人吗？如果不算，那要怎样才算完整地认识另一个人？到了哪一步，你才能终于宣告：我认识此人？

为自己辩护，我或许会回答说，认识是有程度差别的。认识是一个连续谱，而不是非此即彼。然而，他对我这些回答仍旧不满意，于是又抛出一整套更棘手的难题，逼我重新审视所谓「认识他人」的说法。

比如说，他可能会指出，我若声称认识某人，就必然意味着对方经验中的某些成分在我脑中被复制了一份。我若说我知道我妻子对虐待动物深恶痛绝，就意味着下面两点必须成立：（a）我妻子心中有一段关于虐待动物的具体感受内容；（b）这段同样的内容在我心里被复制并存储了下来。两段心理内容相互吻合，我才能说我「认识」我妻子（至少在这件事上）。

所以，认识某人必定意味着：被认识者心中的某些内容，与认识者心中的内容是相吻合的。然而，他大概会笑着指出，我们根本无从证实我心中的某些内容果真对应着所谓被我认识者心中的相应内容。我们看不到任何人心里的内容。那么，又怎么能确定这种吻合存在？

我可能会回答说，我知道这种吻合存在，因为被我「认识」的人，会替我验证其中一部分内容。如果我走到妻子面前，问她是否觉得虐待动物令人难受，她会说是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两人心中内容相吻合的明证。

走到这一步，那位刨根问底的提问者大概会接着指出，我对他人的所有认识，都依赖于「语言」这个交流载体。我恐怕不得不承认他大概是对的。我知道我朋友认同进步派的政治立场，因为他亲口告诉我；我知道托马斯·爱迪生是一位极其坚持的发明家，因为我读到过他的故事；我知道那位编辑不喜欢我最新写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寄来一封拒稿邮件直说。看起来，认识似乎是一种依赖语言的现象（Hansen, 2008）。

他会接着说，既然认识总是依赖语言，那么人与人之间要彼此认识，语言就必须足以承载并传递人类经验。我心中的内容要与所谓被我认识者心中的某些成分相吻合，语言至少须经历下列三步沟通：

1. 他人心中存在某种内容；

2. 他人将这内容转译为语言，并传达给我；

3. 我接收这一语言信号、加以解读，再把对应的内容存进自己的脑中。

然而，假设这几步真能顺畅而准确地进行，本身就站不住脚。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当人类经验那层层叠叠的丰厚内涵，被硬塞进语言这种「咕哝与尖叫」（Frederickson, 1999, p. 252）里时，必有大量东西流失（Spence, 1982）。

一把廉价口哨吹不出整部交响乐的丰沛，语言这件工具也几乎注定无法承载人类经验那繁复多维的厚度。所以，既然「认识」是一种依赖语言的现象，那么以为一个人心中的内容能够精确地传送（连同最简单念头里都缠绕着的那层层意义之网）到另一个人心里，本身就近乎荒谬。

那么，认识一位来访者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个轻易能答的问题。我那位假想提问者抛出的种种难题，揭开了「一个人能认识另一个人」这一说法背后的重重困境。大多数人大概对这些问题并不太上心。然而，我的智识与情感取向里似乎有某种东西，让这个问题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显得格外有分量。

这个问题对我个人与职业的意义

从孩提时起，远在我能为它命名之前，我心里就埋着一种深沉、隐隐作痛的孤立感。我说的「孤立」，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孤单」。我一向有不少朋友、家人也支持我，身边也总有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说的孤立，是一种深切的着迷与不安：我的心，与他人的心，是完完全全分开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活在自己的脑袋里。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譬如放学回家路上脑中那番丰盈交错的思绪，永远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进另一个人的脑袋。没有人能完整地理解我。我是孤独的。

这种存在性的孤立感始终是我的一部分，尽管它并非时时浮在意识层面。我并未为此苦痛万分，但年岁渐长，它在心里冒头的频率越来越高。我相信，这种孤立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虽然当时我并未完全意识到）我大学时选择心理学作为主修。还在念高中时，我就听说心理学家提出过不少理论，试图理解人的内心世界。我大概在潜意识里盘算着：或许，我能通过学习心理学，把这道关于人之孤立的谜题解开。

心理学是一门令我着迷的学问。而在我读过的所有理论家里，最打动我的莫过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读他的《精神分析引论》（Freud, 1916/1963）和《释梦》（Freud, 1900/1953），是一场令我屏息、改变了一生的体验。

与其他理论家不同，弗洛伊德为心灵绘出了精细的地图。我想，也许我可以借这些地图，为自己找到一条走出孤立的路。更何况，弗洛伊德还为我的孤立感添上了一笔大胆、诱人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注脚：不仅认识他人是个难题，人甚至连自己都未必认得！弗洛伊德的心灵地图诱我入局，而「潜意识」这个概念则把我彻底钓上了岸。我中招了。

后来我考入了一所临床心理学的博士项目。我刻意选了一所精神分析取向很强的院校。我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与实务里浸了整整六年，那是一段极为充实的岁月。这一路上，我对精神分裂症产生了浓厚兴趣。

回过头看，我对精神分裂症的兴趣，与我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根上是同一处。两者都从我那份孤立感里生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交谈，让我有种被宽慰的感觉，因为他们存在中的那种孤立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说，当一位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宣称没有人会相信的事情（比如他说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他独自一人困在自己的体验里，是一目了然的。反观我们与那些大体上和自己持相同信念的人交谈时，孤立的事实并不显眼。

比如说，同事向我倾诉她对学校里某件事的挫败，我点头、试着共情她的烦忧、给出种种我「懂你」的信号。我们都不觉孤立，因为那次互动里有一种「心灵真的相通了」的错觉。多么大的谎啊！对我来说，精神分裂症是最毫不掩饰、也最真切印证我个人感受的一句实话：我们永远独自一人。

毕业后，我天真地寻一份能把两种兴趣付诸实践的工作：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做精神分析治疗。在 1990 年代初，那是一个由生物医学模式和认知行为主义独霸天下的年代，对一位心理学家来说，很难想出比这更糟糕的职业目标了。说来惊奇，我居然在一家精神科住院医院谋得了职位，得以追随我自己的兴趣。

这份工作在某些层面让我感到充实，但住院部那种例行公事的节奏渐渐令我厌倦。三年之后，我接受了奥克兰大学（Oakland University）咨询系的教职。新晋教授须自行开辟一条学术研究的路径。我最终把心思放在了对咨询中的哲学议题的探究上。如今回望，不难看见：我笔下探索的诸多议题，其实都从那同一种孤立感里涌出，那种孤立感几乎塑造了我所有的职业抉择。写作于是成了我的一种治疗：一种在智识层面、以追问的方式去解开那团卡在我心头深处的孤立之结。

「认识」这一议题对我个人固然要紧，但对所有从事助人专业的人也至关重要。咨询或心理治疗的核心，就在于两个人之间一场长长的对话。在个体咨询里，来访者带着心理上的痛苦走进来寻求纾解。咨询师要努力把对话编排得既能持续推进，又能帮助来访者走出困境。可以推想：不论咨询师持何种理论取向，他都必须先「认识」来访者，才谈得上帮助。

然而，这个「认识」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把本章开头那番批判摆在面前之后？认识是助人的前提吗？关于来访者，哪些信息是咨询师真正需要去知道的？咨询师又如何能确信自己对来访者的认识是准确的？这些都是难解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助人事业是否成立，恰恰系于这些答案。

可惜，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家在这些问题上能给我们的帮助并不多。助人专业里那些伟大的理论奠基者，绝大多数并不操心正式的哲学问题。不过，从他们的著作里，往往还是能读出他们对「认识」的种种隐性预设。

何谓认识一位来访者

依我之见，把「主观性」的深处掘得最透的两位理论家，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所以，在助人专业里讨论「认识」，就不能绕过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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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当代心理健康文化里的这种技术倾向压抑下去。「帮助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让症状消失，算是帮助？还是说，专业人员理应尝试改变来访者的心理构造？更大的文化是如何影响助人专业的？咨询师真的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来访者吗？又或者说，专业判断里始终都有主观的成分？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是当下助人产业不再常常考虑的、重要的哲学问题。

可是话说回来，为什么要问哲学问题？毕竟，哲学家常被讥为「象牙塔里的肚脐凝视者」，提出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没完没了地辩论各种可能的答案。咨询师所做的事，是帮助那些处于心理痛苦中的人。一位哲学家究竟能给一位面对抑郁来访者的咨询师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呢？哲学家有奢侈，可以追问「一个人是否应当被允许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助人的专业人员却别无选择，只能阻止来访者自杀。哲学式的发问，是给安乐椅理论家的，不是给真正靠工作谋生的专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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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报童：重新思考心理学

本书暗含的一条线索是：观念总是从人的心智中生长出来。因此，若不了解那些提出观念的人，他们的意义系统、他们的怪癖、挣扎与偏见，便无法真正欣赏或批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举例来说，理解精神分析的诸般观念时，知道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自视为科学家、对反对者向来缺乏耐心、童年时又是母亲百般宠爱的孩子（Gay, 1988），是有帮助的。这些关于创始人的私人细节，让精神分析运动的种种特征变得可解：俄狄浦斯情结、训练机构的教条主义（Kirsner, 2000）、以及传统弗洛伊德观念中朴素的实在论倾向。

再举一例，罗杰斯（Carl Rogers）早年在农场长大，又接受过神学院的训练（Kirschenbaum, 2007），这一背景为人本主义所推崇的「成长」与「自我实现」赋予了新的含义与脉络。

然而遗憾的是，传播观念的人很少会披露那些让某一观念对他们格外重要的私人因素。或许许多学者并不愿意承认，哪怕在自己内心，他们的思想选择背后藏着主观影响；他们担心这样的承认会削弱自己立场的可信度或所谓的客观性。

事实也是如此：学术领域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个题目对我意味着什么」的自我披露。随便翻开一本学术期刊，你都很难看到作者讨论研究主题在私人生命中的意义。

与当下这种学术常规相反，本书的章节里穿插着许多自我披露，轶事、思想上的纠结，以及我对「为何某些观念会对我变得重要」的最佳猜测。我希望这能给读者一个丰富而私人的视角，去欣赏与批判我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立场。当然，对主观影响的了解永远无法构成理解一组观念的完整背景。文化层面的因素同样需要被纳入考量。

私人意义系统是其所处文化的副产品；主观性从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Gergen, 1991）。在思想层面上，我常常发现，自己的思考结构正是我所浸润的那种文化标准的镜像。从前我曾为此感到困扰，因为我天真地希望自己能够客观、独立，挣脱文化的束缚。如今我相信，我所能做到的至多是：意识到文化的影响，反思它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并努力去想象那之外的东西。

比方说，研究生时期我学过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旨在帮助痛苦的个体。但我从未质疑过这样一个前提，「个体应当是治疗关注的单位」。正如家庭系统取向的支持者（如 Minuchin, 1974）所指出的，完全可以假定：问题存在于系统之中，而非个体身上。一旦接触到这一系统性立场，我便觉得它再明白不过，并且对自己未能率先想到这一点感到失望。在成长经历与研究生训练中，我都被深深嵌入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里，那让我对其他可能性视而不见。

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传统精神分析对性心理的强调，至少有一部分源自十九世纪末维也纳那种性压抑的文化氛围（Gay, 1988; Makari, 2008）。而在当下这个技术官僚化的时代，建立在「计算机程序」隐喻之上的认知模型占据了主导。一个高度推崇技术的文化，自然会被「用新的想法重新编程心灵硬盘」这种说法所吸引（Hansen, 2007a）。从个体层面来看，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专设一章讨论「文化绑定综合征」，例如「缩阳症」（koro，第 900 页），患者（通常是亚洲文化中的成员）相信自己的生殖器正在萎缩并将最终消失，尽管医学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点。然而，把某些类型的问题封存在一个专门的「文化绑定」章节里，本身是一种值得质疑的做法；它或许暴露的，恰是编者们自身的种族中心主义，毕竟，所有人类问题都生发于文化之中，因而都是被文化绑定的。

有人或许会引用科学方法，认为它能识别出超越文化影响的纯粹真理。但库恩（Kuhn, 1996）已颇具说服力地论证过：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培养一名科学家的过程，是将其深度嵌入某个特定的知识共同体，由这个共同体决定值得研究的问题与可被接受的结论范围。比方说，在生物精神病学共同体内部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永远不会得出「抑郁症是由无意识冲突或非理性思维引起的」这种结论，因为那对他们这个共同体而言不可接受。文化是无可逃脱的。即便是科学探究和科学发现，也都是从文化中衍生出的现象。

除了其他种种影响，我也是心理健康文化的产物。因此，理解我所得出的思想结论，便需要先理解心理健康文化的起源、历史与当下面貌。我同样希望，下面这番讨论能够促使读者去反思自身所沉浸的文化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学习塑造你所处文化背景的那些历史力量，是想象「这片背景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步。

当代心理健康文化的历史源头

依我观察，人们常常假定：心理健康文化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客观发现，年复一年，这些发现把我们带向关于人类心理痛苦的某种终极真理。在这种「历史是渐进进步」的视野里，新一代的理解必然胜过旧时的概念化。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当然，从业者帮助「受苦的陌生人」（Orange, 2011, 第 37 页）的能力，确实在某些方面随着时间在进步。比方说，用现代药物治疗幻觉患者，无疑比对其施行额叶切除术更有效、也更人道。然而，把心理健康史看作一条「最终通往确定答案」的阶梯，意味着忽略了塑造从业者今日所处文化氛围的金钱、权力、政治与地盘之争（Hansen, 2005c）。

关于当代心理健康文化的成因，讨论可以从历史的多个节点切入。然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庇护所（asylum）运动谈起，大概是个合适的起点。庇护所的出现，让心理健康治疗成为一门产业，有了从业者、治疗模式与政府支持，这三个核心要素，至今仍是现代心理健康照护的组成部分。

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庇护所开始遍布欧洲和美国的城乡（Shorter, 1997）。与现代精神病院不同，这些庇护所是规模宏大的园区，「疯人」在其中被收容数年、数十年，乃至终生。关于这场运动为何在此时兴起，存在多种猜测。例如福柯（Foucault, 1965）认为，麻风病在欧洲的消退是关键因素。在麻风病流行期间，欧洲修建了庞大的麻风院，用以隔离和收容病人，避免社区被感染。麻风病退潮之后，福柯推测，其他不被欢迎的人逐渐被关进空置的麻风院，欧洲社会似乎在寻找一个新的「文化外来者」来取代麻风病人。最终，那些曾收容麻风病人的建筑，转而囚禁了「疯人」。

也有人指出，资本主义与庇护所运动几乎同时兴起（Reiss, 2008）。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法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是个麻烦。或许，「精神疾病」与「庇护所」的发明，正是处理这个麻烦的一种方式，把不工作的人贴上「越轨」的标签，再将他们安置进特殊的居所。从这个视角看，心理健康产业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婢女（Parker, 2007）。

不管庇护所运动兴起的真正原因为何，它在十九世纪获得了强劲的动力，新生的产业开始成形（Shorter, 1997）。在这场运动之中，乃至在心理健康史的整个进程里，两种解释模型主导着专家对庇护所居民失常状态的解读：（1）生物学的；（2）心理社会的（Hansen, 2009a）。因为这两种模型几乎定义了观念的演变，贯穿了整段历史，并且至今仍在塑造心理健康文化，所以值得在此回顾。

生物学模型（Biological Model）认为，心理问题归根结底是生物学异常的结果（Shorter, 1997）。这一模型，正是当代精神医学执意在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障碍背后寻找神经递质和脑机制异常的思想根基。然而，可以说要等到二十世纪中叶，医学干预才真正给精神病患者带来了帮助（Shorter, 1997）。在精神医学的历史里，生物学假说曾催生过形形色色怪异、野蛮、有害的庇护所治疗手段（Whitaker, 2002）。

比方说，十九世纪初有人为治疗精神病患者申请了一种「旋转椅」的专利。患者会被绑在椅子上，然后被吊离地面，剧烈地摇摆和旋转（Whitaker, 2002）。十九世纪其他的生物学疗法还包括：连续数天用化学方法诱发睡眠，以及通过外科手术切除肠道（Shorter, 1997; Whitaker, 2002）。

事实上，这些所谓「治疗」的演变都遵循着相似的模式，可以说，这个模式即便在今天的心理健康文化中也依然能被观察到，只是被驯化得温和了一些：

1. 某位有影响力的权威人物，根据稀少的、观察性的证据，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与治疗提出一套理论；

2. 这种治疗在他所掌控的范围内被广泛推行；

3. 治疗被宣布为有效，专业的观察者把治疗后的所有迹象都解读成成功的标志，哪怕显而易见的证据已足以让任何旁人判定它是一次惨烈的失败；

4. 随着从业者陆续发觉它的无效与悲剧性缺陷，理想破灭，治疗逐渐被弃用；

5. 一种新的治疗登场，循环再次开始。

作为这一过程中一个颇为有趣的历史例证：弗洛伊德的朋友与同事弗利斯（Wilhelm Fleiss）笃信并积极宣扬「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在于鼻腔异常」的观念（Masson, 1984）。

在职业生涯早期，弗洛伊德曾把自己的一些病人转介给弗利斯，让他施行鼻部手术。不幸的是，弗利斯的理论不仅荒诞失准，他本人的外科手艺也粗糙得很。弗洛伊德的至少一位接受过弗利斯鼻部手术的病人，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大量、危及生命的鼻腔出血。弗洛伊德，或许是不愿冒犯弗利斯，也不愿损害两人的友谊，声称那位女士的出血是癔症式的转换反应造成的，与弗利斯的手术刀无关（Masson, 1984）。

与生物学模型相对，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则主张：心理健康问题在本质上是心理性的（Hansen, 2009a; Whitaker, 2002）。

在庇护所时代，后来的改革者会目睹其中的野蛮景象，比如被锁链拴在墙上的居民。这类目击催生了改革运动与人道治疗（Whitaker, 2002）。随后，各种类型的「治疗社区」陆续建立（如 Jones, 1953）：通过患者自治，居民得以参与决定庇护所生活的条件；为了培养自尊与目的感，居民还会被分派园区内的各种职责与工作。

心理社会模型的拥护者相信，人道的对待、社群感，以及那些为庇护所居民带来意义与目的的活动，本身就具有治愈的力量（Whitaker, 2002）。

与生物学模型一样，「心理健康问题来源于社会或心理因素」的观念贯穿于助人专业的整个历史（Hansen, 2009a; Shorter, 1997）。比如当代的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便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心理痛苦的成因是错误的思维，而非生物学的异常（Mahoney, 1991）。从认知的视角看，治愈意味着重构来访者的思维方式，使其不再制造情绪或行为上的困扰。

这套心理社会模型，虽然让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从早期生物学干预的野蛮中喘息过来，却也催生了自己的一批怪异而有害的治疗形式。

例如贝特尔海姆（Bettleheim）便鼓吹过这样一种观念：自闭症是由冷漠的「冰箱母亲」造成的，孩子的状况要由她们负责（Pollak, 1997）。没有任何一个自闭症儿童因此被治愈，反倒是母亲们因为自己「对孩子做了什么」而被剧烈的内疚折磨。

早期跟随梅兰妮 · 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精神分析师们，会按照克莱因理论中那些怪异的教条来解读成年来访者的症状，比如「对婴儿期所吃乳房的无意识仇恨与嫉羡」（Grosskurth, 1987）。

原始尖叫疗法（primal scream therapy）在 1970 年代初一度风靡。病人被告知，他们的问题都是被压抑、被堵塞的情绪造成的，必须通过持续的宣泄式尖叫才能释放。它被推出时，曾被理想化为神经症的解药（Janov, 1970）。

生物学与心理社会这两种助人愿景，都为人类情感痛苦的理解与治疗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但它们同样都生产过大量怪异、有害的治疗方法。

耐人寻味的是，纵观整段历史，每当其中一种总体愿景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另一种便会相对沉寂下去（Hansen, 2009a）。理想的状况是：生物学与心理社会两种意识形态联起手来，让心理健康文化同时受惠于两种元视角的洞见。

然而正如我在下面的历史叙述中所展示的那样，这种思想上的平等从未真正实现。生物学模型占主导时，心理社会模型就近乎隐身；反之亦然。因此，把心理健康文化的历史描绘为一段单纯的进步，是不准确的；用「一只来回摆动的钟摆」来形容它会更贴切，它在心理社会与生物学两种视角之间有规律地往复摆动（Hansen, 2009a）。

推动钟摆大幅向心理社会一侧摆动的历史因素，在十九世纪末开始成形（Makari, 2008; Shorter, 1997）。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深刻地塑造了心理健康文化。

弗洛伊德本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由于世纪之交维也纳普遍存在的反犹氛围，他被挡在了大学研究教职的门外。为了养家，他不得不以执业神经科医生为业，对一心渴望作出伟大科学发现的他来说，这是个并不情愿的职业选择（Gay, 1988）。

世纪之交的神经科与今日完全是两种行业。彼时神经科医生主要处理「神经性疾患」（Shorter, 1997）。今天，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归入精神健康障碍。但在十九世纪末，许多人认为这些疾患源自神经系统，因此神经科医生才是恰当的诊治对象。

弗洛伊德诊治的，是被诊断为癔症的维也纳女性；他的许多病人会出现一些缺乏医学解释的躯体症状（Makari, 2008; Masson, 1984）。比如「手套式麻痹」，患者无法移动手部。当时的医学界知道，手臂功能完好时，单独手部出现生理性麻痹在生理学上是不可能的（McWilliams, 1999）。于是专业人员推断：这种症状背后必有某种心理成分在起作用。

这种关于「转换反应」的心理学假说，因夏柯（Charcot）的工作而得到加强，这位法国催眠师证明，麻痹是可以通过催眠诱发的（Makari, 2008）。这促使弗洛伊德也将催眠用于自己的病人。然而最终，他对催眠的疗效感到不满，并随之放弃了这一方法（Gay, 1988）。

促成精神分析诞生的种种历史因素错综复杂，超出了本节讨论的范围。我们只需指出一点：夏柯之后人们对「疾患的心理起源」的热情、弗洛伊德自身的科学气质与临床经验、再加上他对自己梦境的分析，这些元素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合，最终形成了精神分析（Gay, 1988; Makari, 2008）。这种新型治疗的早期核心主张有四条：

1. 每个人都拥有丰富的无意识心理生活，意识只是心理冰山的一角；

2. 童年的性心理冲突会被主动地压抑进无意识；

3. 这些冲突携带着心理能量（即「力比多」libido），可能以伪装、衍生的形式重新冒出，形成症状；

4. 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师可以揭示并帮助病人处理症状背后的无意识决定因素，从而促成治愈（Gay, 1988; Makari, 2008; Pine, 1990）。

起初，弗洛伊德的观念被医学建制视为江湖术；不过精神分析的思想最初也吸引到了维也纳一批广义上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医生（Makari, 2008）。

到了 1900 年代初，精神分析逐渐机构化，一批治疗专业人士成为弗洛伊德观念的忠实追随者。这场运动随着新世纪的推进，势头愈来愈强，并向其他地区扩散（Makari, 2008）。精神分析的影响力越大，思想钟摆便越向心理社会一侧倾斜（Hansen, 2009a）。

精神分析在 1900 年代初被引入美国，尤其是 1909 年弗洛伊德受邀到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讲学的那一次（Makari, 2008）。然而到了 1930 年代，纳粹占领的威胁日益迫近，使得这批奠基性的精神分析师（大多为犹太人）纷纷逃往美国（Jacoby, 1983; Makari, 2008; Shorter, 1997）。

这些外来的精神分析师在大学谋得教职，建立精神分析机构，由此把弗洛伊德的观念播撒到美国文化之中。一旦精神分析登陆美国本土，精神科医生便迅速将其据为己有，并禁止其他专业人士成为执业精神分析师（Shorter, 1997）。

这种「精神科对精神分析的垄断」，从来都不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意图，他一直主张各种专业的人都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师（Freud, 1926/1959）。一直到 1986 年精神科行会在一场诉讼中败诉之前，他们一直成功地将其他专业人士挡在正式的精神分析机构培训之外（McWilliams, 2004）。

回到历史的主线：在 1940 年代到 1950 年代，美国的心理健康文化逐渐被精神分析所席卷（Makari, 2008; Shorter, 1997），思想钟摆因此被强烈地推向心理学解释的一端（Hansen, 2009a）。在那个年代，想要成为顶尖的精神科医生，必须接受严格的研究生后精神分析训练。当然，生物学精神科医生仍在庇护所里尝试他们所谓的「治疗」，例如冷水浸泡、胰岛素休克（Shorter, 1997; Whitaker, 2002）；但这群人有着名副其实的「江湖郎中」名声，被精英化的精神分析师们看不起。

在二十世纪中叶生物学精神科最为骇人、最具破坏性的失败之一，便是额叶切除术（lobotomy）。额叶切除术是一种粗暴的精神外科手术，旨在通过部分破坏额叶来治疗精神病性症状（Shorter, 1997; Whitaker, 2002）。

在对这门技术的盲目而不理性的狂热中，生物学精神科医生注意到手术常常使精神病性症状缓解，却仿佛集体忽略了一件事，接受这种「治愈」的不幸患者通常会变成神情空洞、大小便失禁的活死人。

尽管如此，额叶切除术的创立者安东尼奥·莫尼兹（Antonio Moniz）仍因发明这一手术获得了诺贝尔奖（Whitaker, 2002）。这一治疗最著名的接受者，或许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妹妹罗丝玛丽·肯尼迪（Rosemary Kennedy, Szasz, 2007a）。

在一个高度成功、势力强大的家族里，约瑟夫·肯尼迪可能为这个女儿感到难堪，据各种记载，她性格活泼，只是智力上略显迟缓。这位家长找到了一位愿意为罗丝玛丽实施额叶切除术的精神科医生。手术之后，罗丝玛丽永久残疾，余生在一家居住式机构中度过（Szasz, 2007a）。

所以说，1950 年代里，精神分析对心理健康问题解释权的垄断，把钟摆牢牢钉在了心理社会的位置上。生物学解释被这种文化偏好压抑下去。然而当下的情况，恰恰反过来：医学模式甚嚣尘上，而心理学解释处于被压抑的位置。

精神医学已经成了一门彻底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医学专业，现代精神科医生使用心理治疗作为干预手段的，已然罕见（Whitaker, 2002）。事实上，即便是心理治疗与咨询，如今也被严格地嵌进医学模式：诊断、治疗计划、以症状为基础的结果测量（Hansen, 2007d）。促成钟摆在过去半个世纪发生这次大幅摆动的，是几股历史合力。

第一，生物学精神科医生终于找到了，尽管以今天的标准看仍很粗糙，有效的心理健康治疗手段（Shorter, 1997）。氯丙嗪（Thorazine）、锂盐、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在 1950 与 1960 年代陆续问世。

氯丙嗪是一种强效安定剂，可减轻精神病性症状，尽管长期使用最终会引发致残性的神经系统副作用（即迟发性运动障碍）。锂盐，一种自然存在的盐类，对于躁郁症患者而言是天赐之物：他们饱受极端情绪波动之苦，从抑郁的、自杀倾向的低谷，到欣然自得、夸大、甚至带有精神病性色彩的躁狂高峰。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生物学精神科第一次提供了「益处多于伤害」的治疗（Fancher, 1995; Shorter, 1997）。

第二，从 1950 年代开始，研究型心理学家（如 Eysenck, 1952; Eysenck & Wilson, 1973）开始挑战精神分析的疗效。学院派研究者认为，精神分析的疗效并不优于安慰剂。精神分析的「王公贵族」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声称精神分析所带来的丰富人格变化，根本无法被研究心理学家那种简化的、量化的方法所捕捉。然而最终，结果研究的累积仍然削弱了精神分析的统治地位（Hansen, 2009a; Shorter, 1997）。

第三，竞争性的治疗方法纷纷涌现，尤其来自心理学家。到 1950 年代时，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在大学实验室里用老鼠和鸽子做实验已有数十年。既然他们能在实验室里改变动物的行为，便有理由推论：同样的原理也可以用在治疗室里改变人的行为。

比如沃尔普（Wolpe, 1958），他认为恐惧症是「焦虑」与「恐惧对象或情境」之间被经典条件反射所联结的结果，发明了系统脱敏（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在诱发放松反应的同时，分级地让来访者暴露在恐惧源面前。因为放松与焦虑互不相容，这种方法最终能够消除恐惧症。

心理健康服务的消费者由此多了一种选择：用行为方法快速、有效地解除自己的恐惧症；或者花费高昂的费用，每周与一位精神分析师会面数次，连续多年，去讨论那些据说潜伏在恐惧背后的性心理冲突。

精神分析师辩称，仅仅在行为层面消除表层的恐惧症，会让其下的冲突原封不动，表面的杂草被拔除了，但带着冲突的根仍会长出新的症状。可惜，没有任何可信的研究证据能够支持这种「症状替代」（symptom substitution）假说。

其他治疗方法也开始在心理健康文化中遍地开花，进一步动摇了精神分析的统治。艾利斯（Ellis）认为，情绪与行为问题的根源是非理性认知，于是发展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Ellis & Grieger, 1977），一种帮助来访者系统地审视并改变自己思维缺陷的治疗方法。

存在—人本主义运动则强调与来访者建立未经简化的、真诚的关系性相遇（DeCarvalho, 1990）。来自这一传统的心理治疗师，通过在治疗中建立某些「必要且充分」的关系条件来帮助来访者（Rogers, 1957, 第 95 页）。这股人本主义、或称「第三势力」的浪潮，又催生出会心团体（Elkins, 2009）、格式塔治疗（Gestalt therapy；Perls, 1969）等治疗方法。

通过执照立法，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咨询师陆续获得了作为心理治疗提供者的法律资格（Fancher, 1995）。心理健康市场中的这种新竞争、对精神分析疗效的研究攻击，以及生物学精神医学的崛起，共同促成了精神分析在 1960、1970 年代的逐步式微。精神科医生开始放弃精神分析，转向药物治疗，后者最终被证明远比精神分析执业更有钱可赚（Shorter, 1997）。思想钟摆开始向生物学的一端摆动（Hansen, 2009a）。

这股不断壮大的生物学精神医学运动，被 1980 年问世的新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牢牢巩固。在自身专业的整段历史里，精神科医生始终试图把自己的工作向其他医学专业靠拢（Shorter, 1997）。

诊断指南是医学实践的根本工具；精神科医生希望，一本精神疾病诊断手册能够让精神医学被承认为一门真正的医学专业。第一版 DSM 于 1952 年问世，几十年后的第二版同样几乎被心理健康从业者无视。原因在于：这两版的思想基础都与精神分析关于心理健康障碍的假设紧紧绑在一起（Shorter, 1997）。

到了 1970 年代，精神科医生罗伯特 · 斯皮策（Robert Spitzer）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全部投入到下一版 DSM 的编订工作（Spiegel, 2005）。斯皮策决定，新手册的思想基础不再建立在精神分析之上；他选择复兴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便基本沉寂的「描述性精神医学」（descriptive psychiatry），让它来支撑新版 DSM（Mayes & Horwitz, 2005; Shorter, 1997）。

描述性精神医学的基本主张是：心理健康障碍应当仅依症状分类，不与任何理论取向挂钩。这种无理论、分类式的进路据称有这样的好处：来自不同取向的专业人员能够顺畅地交流来访者的情况；并且，一份纯描述性的指南有望让心理健康研究更便利，研究者面对的将是同一组「症状上同质」的可靠诊断类别（Mayes & Horwitz, 2005; Shorter, 1997）。

下文我将指出，这种最初的设想其实相当天真，也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但 1980 年 DSM-III 的问世，毫无疑问是心理健康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业者与公众都开始认真对待精神医学的诊断（Mayes & Horwitz, 2005）。

另一个塑造 1980 年代心理健康文化新形态的重要趋势是：心理健康服务的医疗保险报销开始受「管控式医疗」（managed care）原则的支配（Hansen, 1997; Morris, 1994）。

保险公司已经厌倦了为无止境的长程治疗大手大脚地付钱，于是要求从业者把工作重心放在减少症状上，而非改变人格结构。这种管控式医疗模式要求心理健康治疗必须由第三方守门人来「微管理」，从业者必须以「症状改善」的形式向他们证明治疗进展。1980 年代，三股强大的力量合流，把思想钟摆狠狠推向生物学与医学的一端：

1. 以症状为基础的诊断指南问世；

2. 管控式医疗主导了心理健康服务的报销；

3. 制药行业每年向精神科药物的研发与营销注入数十亿美元（Murray, 2009）。

三股力量共同制造出一波强劲的「医疗化」浪潮。精神科医生纷纷放弃谈话治疗，转向利润可观得多的以药物为核心的执业方式（Shorter, 1997）。

非精神科的谈话治疗师不甘错过这场新医疗化带来的经济与地位红利，便也开始成功地向管控式医疗保险公司收取心理治疗与咨询的费用。这一举动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但保险公司对治疗报销附加了一长串条件：除了对心理治疗进行微管理、要求海量的文书工作之外，还要求从业者用医疗化的语言来描述治疗。治疗师们顺从了这些要求，「医疗化」的语言由此渗透进助人专业。

心理治疗师越来越像医生那样说话，开口便是障碍、症状、治疗计划（Elkins, 2009; Hansen, 2005a; Hansen, 2007b）。

1990 年代里，这些趋势继续加速。火上浇油的是，制药公司获得了直接向消费者打广告的合法权利。1990 年代中期之前，处方药向消费者的直接广告受到严格法律限制（Ventola, 2011）。一旦这些限制松动，电视、大众杂志和其他媒体便开始大力宣传精神科药物的「积极功效」。镜头里，原本抑郁的人服用抗抑郁药后欢快地跃过草地，这类营销手段被证明对公众极具说服力。医患关系发生了反转：从前是医生建议病人服某种药，如今是病人施压让医生开出新药。

1990 年代初，心理学家，大概是出于「我们这门专业会被生物学精神医学彻底淘汰」的恐惧，开始按照医学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研究方法。心理学家希望，通过识别「哪种心理治疗对哪种障碍最有效」，把自己的执业方式也精神医学化（Wampold, 2001）。

借由这种研究模式，心理学家也希望像他们的医学同行一样，针对障碍能开出自己的「处方」，只不过是以特定的治疗形式而非药物。这种新的、以处方为导向、以医学化方式来构想并组织心理治疗结果研究的做法，把谈话专业更深地嵌入到医学模式之中（Hansen, 2006d; Messer & Wampold, 2002）。

这场「实证支持治疗」运动在思想与实践层面都有诸多缺陷（Marquis & Douhit, 2006; Wampold, 2001），后续章节会详述。就本节而言，只需指出：这股研究潮流，叠加生物学精神医学、管控式医疗的报销压力、制药业的强大财政影响、以及新的描述性 DSM 的文化主导地位，共同把钟摆牢牢推向了生物学与医学的一端，并停留至今（Hansen, 2009a）。

猜测钟摆什么时候会再次摆回心理社会的视角，是一件有趣的事。其实，按照历史规律，心理健康文化早该出现一次心理社会方向的修正了。那么为什么这股医疗化趋势在过去几十年里反而只在加速，而没有像往常那样被心理社会模式取而代之？

一个合理的答案是：这个时代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因素，制药业的力量（Murray, 2009）。与心理健康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不同，如今把钟摆按在医学一侧，可以赚到数十亿美元。我从未在电视或任何大众媒体上见过为「心理治疗」摇旗呐喊的广告；但要在一天里完全不看到几则精神科药物广告，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代，钱让钟摆卡在了医学这一端。考虑到这股经济驱动力之强大，它是否还会摆回心理社会一侧，实在难说。

所以说，心理健康文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线性进步」，一年比一年带来更客观、更先进的治疗与理解。如果当下的实践永远胜过往昔的实践，那么从业者只需盲目地照搬当代的文化指令，就能提供最好、最先进的照护。但是，由于心理健康文化深受金钱、政治、专业地盘之争、诊断与治疗的时尚化，以及在各种人类问题概念化之间的意识形态摆动所支配，从业者有责任对当前的文化指令保持批判性思考（Hansen, 2005c）。

在这一点上，心理健康史的每个时期都有令人遗憾的趋势。额叶切除术、把同性恋归类为精神疾病、1980 年代的「被压抑记忆」运动，这都只是二十世纪那些有害趋势中的几个例子。一个有益的思维练习是：去想一想，今天我们的哪些实践与概念化，几十年后会被看作是误入歧途的。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曾有过错误而有害的文化标准；天真地以为本时代会是例外，毫无依据。

在我个人最看好的「未来将被视作最遗憾的当代做法」榜单上，是把大量精神科药物开给儿童这件事。但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其他当代的趋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从业者在临床里执行的趋势，在未来回看时也会被认为是误入歧途、有害的。

为了培养批判性思维，我鼓励读者持续思考：今天的哪些趋势在未来会被视为遗憾？这种练习能让你不那么轻易地盲从于当下的实践，甚至有可能让你看见某种「超越当代心理健康文化」的更好的可能。

当代心理健康文化的批判

如上所述，当代心理健康文化由医学模式所主导，后者已在思想层面渗透进我们的概念框架与治疗范式。鉴于它的支配性地位，下文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是对医学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把心理治疗师与咨询师概念化为医疗专业人员」这一做法的批判。在展开之前，先有必要区分两件事：作为意识形态的「医学模式」，与作为治疗干预的「药物」。

虽然在当下被过度处方化是个事实，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精神科药物确实减轻了无数个体的痛苦（Shorter, 1997）。我认识许多从精神科药物中受益的人，自己也常常在仅靠谈话治疗不足以帮助来访者时把他们转介给精神科医生。

所以接下来的批判，并不是在反对药物、也不是在反对精神医学这门专业。我也并不是在批判「医学模式」本身。

概念模型是工具。工具只能就其执行某项任务的效用被评价。声称医学模式本质上好或本质上坏，就像对锤子、微处理器、或者元素周期表作出全面价值判断一样，毫无意义。工具不能脱离使用场景被评价。

元素周期表对化学家不可或缺，对建筑师却毫无用处。我对医学模式的核心批判，是它被用在了它没有益处、甚至直接造成伤害的领域（即心理治疗与咨询）。脱离使用场景而泛泛地贬低任何模型，本身就是不通的。

这些年来我学到的是：要把澄清这些前提作为批判的开场白。否则人们容易误以为我在反对精神科药物、在跟精神医学这门专业过不去、或者希望医学模式被禁止。这些都不是我的立场。在这一前提之下，下面我才能进入对「谈话治疗是不是医疗照护」这一命题的批判性审视。

谈话治疗作为医疗照护

在 1980 年代，据我观察，谈话治疗师对「必须用医疗化语言描述自己工作」这件事颇为不满，但为了拿到报销，他们勉强照做。但在过去三十年里，我发现治疗师们越来越主动地把「半医疗化专业人员」当作自己的身份去标榜。

如今，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把自己看作医疗保健提供者，已是寻常之事（Hansen, 2007d）。每当我督导新执业者时，这种身份认同都会再次显现，他们大多被训练得高度看重 DSM、症状导向的治疗计划、和治疗中的技术性元素。当我告诉他们：这些知识与「关系性助人」的有效要素（亲密、安全、联盟感、撕心裂肺的情感诚实）几乎没什么关系，他们常常感到错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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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活从来不长这个样子。

你在工作里做一个决策，手边有三份数据——它们指向不同方向。你在一段关系里感到不安，却说不清楚是对方的问题还是你自己在投射。你读到一条新闻，正义感告诉你应该愤怒，但另一个声音在说「事情也许没那么简单」。

这些时刻，逻辑没有消失，但逻辑不够用了。

让·皮亚杰（Jean Piaget）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一。他花了大半辈子观察儿童如何从感知世界走向思考世界，并提出了著名的认知发展四阶段理论。他的最高阶段叫做「形式运思」（formal operational thought）——大约在十一二岁开始出现，标志着一个人能够进行抽象推理、假设检验和系统化思考。

在皮亚杰看来，这就是认知发展的终点。

但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这并不是终点。成年人的思考方式，尤其是那些在复杂情境中做出成熟判断的人，似乎在做一些形式运思无法解释的事。他们不是放弃了逻辑，而是在逻辑之上叠加了某种更柔软、更具弹性的东西。

这种思维被称为「后形式思维」（post-formal thought）。

这篇文章想做的事很简单：把这两种思考方式放在一起，用日常生活而非教科书的语言，说清楚它们之间的距离。

形式运思：一台精密的推理机器

先回到皮亚杰。

他对认知发展的划分至今仍然是发展心理学课程的骨架：感知运动阶段（sensorimotor，0–2 岁）、前运思阶段（preoperational，2–7 岁）、具体运思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7–11 岁）、形式运思阶段（formal operational，11 岁以后）。每个阶段代表一种质的飞跃——不是「想得更多」，而是「想的方式变了」。

形式运思阶段的核心能力是：脱离具体经验，进行纯抽象的推理。

一个处于具体运思阶段的孩子可以理解「如果你把水从矮杯子倒进高杯子，水量没有变」——但他需要看见杯子、碰到水、亲眼验证。而形式运思的青少年可以在脑子里操作这件事，甚至可以推导他从未经历过的情境：「如果重力消失了，水会怎么样？」

这意味着几件重要的事：

第一，假设性思维（hypothetical-deductive reasoning）。形式运思者可以提出假设，然后系统地检验。「如果 X 为真，那么 Y 应该发生。Y 没有发生，所以 X 可能不为真。」这是科学思维的基础。

第二，命题逻辑。他们能够操作抽象命题之间的关系——与、或、非、如果……那么……——而不需要这些命题指向任何具体的物件。

第三，系统化组合。面对一个多变量问题，形式运思者会尝试穷举所有可能的组合，逐一排除。皮亚杰做过一个经典实验：给青少年几种化学液体，问哪些组合会产生特定颜色。形式运思者会系统地尝试每一种组合，而具体运思的孩子只会随机混合。

这些能力在学校教育中被大量训练和奖赏。数学证明、物理推导、辩论赛、标准化考试——它们考察的核心几乎都是形式运思。一个在这些领域表现出色的学生，通常被认为「很聪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离开学校之后，会隐约感到一种错位：明明逻辑能力没有退步，但面对真实世界的问题，却常常觉得「想不清楚」。

不是你退步了。是问题变了。

逻辑的天花板

形式运思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问题有结构，变量可控，答案可判定。

高中物理题是形式运思的天堂。摩擦力、重力、加速度——所有变量都被标注在题目里，你只需要找到正确的公式，代入正确的数字，得到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你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同，你就是错了。

但成年生活几乎从来不提供这样的条件。

你在考虑要不要接受一份新工作。薪水更高，但通勤时间翻倍。团队氛围未知。你的伴侣觉得搬家会影响孩子的学校，你的父母觉得「稳定最重要」，你自己隐约觉得如果不走就会后悔——但你不确定那是直觉还是焦虑。没有公式可以代入。变量之间互相纠缠。你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这时候，形式运思会怎么做？它会试图把问题简化成可计算的形式。列一个利弊清单：优点三条、缺点三条。给每个因素打分。加权平均。得到一个「理性最优解」。

这不是不对。但它遗漏了太多。

它遗漏了你做利弊清单时，手不自觉地在「留下来」那一栏写得更详细——那不是理性分析，那是情感信号。它遗漏了你父母说「稳定最重要」背后的恐惧——那个恐惧有它自己的历史，跟你的处境未必有关。它遗漏了你说「如果不走会后悔」时，那个「后悔」到底长什么样——它是丧失机会的焦虑，还是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在借这件事找出口？

形式运思不处理这些。它的工作是在「给定条件」之内求解。但成年生活最困难的部分，往往是：条件本身是不给定的，甚至是矛盾的。

皮亚杰本人没有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他在 1980 年去世时，形式运思仍然是他体系的顶点。但他的后继者们开始注意到：有些成年人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展现出一种不同的思维品质。这种品质不是「更强的逻辑」，而是一种对逻辑本身的超越和包含。

后形式思维：在矛盾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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