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认同的发展：从责任之年到成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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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ttenauer, T. (2022).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ntity: From 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 to adult maturity. Developmental Review, 65, Article 101036. DOI: 10.1016/j.dr.2022.101036.

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研究对“出现时机”存在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道德认同是童年中期才形成的成就；另一些人则坚称，它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之前不会显露。这篇论文通过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弥合了这两种观点。该框架将道德认同定义为“成为有道德的人”这一目标。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怀有这一目标；但它的特质会随着成长而变化：从具体走向抽象，从外部驱动转为内在自驱，从规避风险进化到追求建设。这些变化，既重塑了道德认同的表征，也重构了其动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道德身份主要被视为青少年或新兴成年期的一种成就。21 世纪初，社会认知观点变得有影响力。阿基诺（Aquino）与里德（Reed）将道德身份视为一种自我图式（self-schema），需被激活才能影响信息处理、决策与行为。若长期激活，道德身份便具有特质的特征。

克雷滕瑙尔（Krettenauer）随后引入托马塞洛（Tomasello）在《Becoming Human》中提出的新维果茨基（NeoVygotskian）式观点。托马塞洛将道德身份描述为共享意向性的“顶石”（capstone），出现在5至7岁左右的“责任年龄”。根据这一观点，道德身份既非青少年晚期的成就，也非可塑的自我图式，而是源自进化史的独特人类能力。

克雷滕瑙尔承认，术语在不同理论语境中可以有合理差异，但他认为托马塞洛的论述引发了一种重新概念化：如果道德身份出现在5至7岁，那么此后它如何发展？该论文将对比托马塞洛关于儿童的观点与青少年/成年道德身份研究，表明两者在概念上有共通之处，但在经验层面存在差异，而后通过目标特征的发育变化来解释这一差异。他明确指出，贡献主要在概念层面，且许多证据属间接推断，因此该框架仍属推测，有待实证验证。

童年中期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的浮现

克雷滕瑙尔从婴儿的社会评价谈起。在习惯化实验中，六个月大的婴儿偏好助人者，厌恶阻碍者。这是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的基础，但并非道德认同本身。道德认同还需三步：社会偏好必须转化为对可赞扬或可指责的判断；这些判断既适用于他人，也适用于自己；自我指向的道德判断必须驱动行为，成为主动管理自己或他人眼中自我形象的手段。

据托马塞洛（Tomasello）所述，儿童大约在五到七岁时达到这些标准。这一论断基于实验发现：五岁儿童会在无关观察者注视下，通过分享或避免偷窃来管理社会声誉，而三岁儿童和黑猩猩则不会。傅及同事的研究也表明，当“好孩子”的声誉面临考验时，五岁儿童作弊更少，但三岁儿童没有此表现。克雷滕瑙尔提醒托马塞洛的谨慎态度：仅靠声誉管理不够。要算作道德认同，儿童的行为必须建立在应用于自我与他人的道德判断之上，且这些判断必须源于集体“我们”的共同标准.

托马塞洛的机制是角色互换评价（role-reversal evaluation）加上内化的情感，如内疚和羞愧。规则一旦内化，儿童便像评价他人那样评价自己。内疚能力约在三岁时出现，但早期的内疚可能仍是第二人称性的（second-personal）——基于不让互动伙伴失望。年龄稍大的儿童在未能遵守道德共同体规范时，会体验到更客观的内疚。儿童的辩护行为揭示了这种共享规范结构，因为辩护行为使自我与群体规范和价值观保持一致。

随后，克雷滕瑙尔解释了托马塞洛的核心道德关切：自我关切（me-concerns）、你关切（you-concerns）、平等关切（equality-concerns）和共同关切（we-concerns）。自我关切涉及正当的自身利益；你关切源于对特定群体成员的同情；平等关切关乎公平；共同关切涉及群体规范。托马塞洛认为，到六岁时，儿童能像成人一样平衡这些关切，并以表明认同群体规范与价值观的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以此证明他们的道德认同。

克雷滕瑙尔指出，托马塞洛的论断前所未有，但并非孤例。科汉斯卡（Kochanska）及其同事研究了儿童的道德自我（Moral self），将其视为道德认同的前兆，研究对象包括年仅56个月的幼儿。科汉斯卡的论述强调对遵守父母规则的记忆和同理心，使儿童将自己视为拥抱规则且富有同情心的人。但科汉斯卡并未区分托马塞洛意义上的第二人称道德与客观道德，而且她的木偶访谈并未聚焦于主动管理自我或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因此，科汉斯卡的道德自我并未完全满足托马塞洛对道德认同的标准。

最后，克雷滕瑙尔讨论了内疚。内疚能在三岁时激发亲社会行为，但此年龄的内疚可能关乎错误行为或“行动中的自我”（self-in-action），而非错误行为人或“作为行动者的自我”（self-as-actor）。金斯福德（Kingsford）及同事发现，儿童先承认内疚感，之后才将羞愧表达为对道德认同失败的内化反应。因此，道德自我和内疚是前兆，但它们并不代表六岁以下儿童已具备完整的道德认同。

青少年与成年期的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研究

克雷特瑙尔指出，托马塞洛对儿童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的描绘相当细致，却未给出正式定义。针对青少年和成人的研究，通常沿用哈迪与卡洛的定义：道德认同，就是“做个有道德的人”这一身份在个体自我认同中占据多重要的位置。这一定义与托马塞洛的观点相契合——因为儿童渴望成为道德群体中受珍视的成员，内心当然在意道德。儿童或许不会像成人那样把道德认同挂在嘴边，但这份认同往往是暗自存于心底的。

根本差异在于“程度”一词。青少年/成人研究把道德认同看作个体差异的构念；而托马塞洛认为，所有正常发育的六岁儿童都已获得基本的道德认同。克雷特瑙尔对此予以调和：所有个体也许都拥有基础性的道德认同，只是有些人的认同会超越文化底线，走得更远。

实证层面的差异依然巨大。青少年/成人研究通常会呈现一些抽象的道德价值标签——比如诚实、关爱、公平——然后询问受访者：你有多想成为具备这些特质的人？在这里，道德认同被视为理想自我的一部分：是关于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希望与渴望。这种动机是内在的，倚赖的是内疚、羞耻和骄傲等自我评价情绪。“道德自我重要性问卷”（SIMIQ）就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受访者先想象一个诚实、公平、关爱、有同情心、慷慨、善良、勤奋、友好、乐于助人的人，然后对“拥有这些品格让我感觉很好”“我强烈渴望拥有这些品格”之类陈述打分。此时的道德认同，抽象而高度内化。

儿童道德认同研究——尤其是托马塞洛采用的那些——则大相径庭。研究者记录具体行为，比如是否分享、有没有偷窃，并观察这一切发生在有第三方在场还是独处时。这些行为的核心，是作为群体成员——一个懂得分享、遵守规则的成员——的名誉。它们具体、孤立，受外部动机驱动。价值观在理论上很重要，但并未直接拿来评估。个体参照的标准，可能是正向的理想自我，也可能只是不愿丧失道德声誉的念头。观察者的在场对于抑制偷窃的效果，远强于促进分享的效果。付等人重点关注的是：儿童不想丢掉“好孩子”的名声。因此克雷特瑙尔总结道，从实证角度看，儿童的道德认同更多地是在保护社会声誉，而不是在塑造理想自我。

克雷特瑙尔认为，实证层面的脱节正反映了发展的差异。早期学者常常假设童年时期没有道德认同。达蒙就曾指出，儿童的道德关切并没有变成“关切自己是谁”的问题。托马塞洛纠正了这一看法：儿童确实在意自己身上体现出的道德品格。不过，那之后道德认同会发生转变。为展现这一转变过程，克雷特瑙尔将道德认同概念化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一目标——这个目标贯穿各年龄段，但目标本身的特征在不断变化。

道德身份目标特征及其发展

Krettenauer 从目标导向行为（goal-directed behavior）研究中提炼出三组区分：具体（concrete）与抽象（abstract）；外在（extrinsic）与内在（intrinsic）；趋近（approach）与回避（avoidance），也称促进（promotion）与预防（prevention）。他逐一解释每组区分，阐述它们与道德行为的关联，以及各自的发展规律。他强调，除了与年龄增长同步增强的内在道德认同动机（internal moral identity motivation）外，大部分证据都是间接的。这一框架是描述性的，而非解释性的；它并未指明驱动发展的具体机制。

具体目标与抽象目标（Concrete vs. Abstract Goals）

目标存在层级结构。低层目标服务于高层目标。行动识别理论（Ac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y）指出，行动既可从低层（关注「如何做」），也可从高层（关注「为何做」）加以描述。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进一步阐明：高层解释是抽象、连贯且高阶的，保留核心特征，略去次要细节。这些解释与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相关联：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距离。

在面临诱惑时，建构水平至关重要——当长期目标与短期收益相冲突，高层面建构能强化自控力，因为它让人看到选择背后更广泛的意义；而低层面建构则将注意力局限在具体、即刻的结果上。道德认同同样可以表现为具体或抽象的形式。具体的道德认同目标可能是帮助朋友、信守承诺，或不向父母撒谎。而抽象的目标则包含诸如诚实、慷慨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跨越不同角色甚至假设情境。

抽象的道德认同比低层面的道德认同更能支持自控，因为它能对抗低层面的诱惑。从发展角度看，儿童对社会认知概念的理解，会从具体的行为层面逐渐转向心理化的抽象层面。年幼的孩子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来定义情绪、人际关系和自我特征；而年长一些的儿童和青少年则越来越多地依据内在状态和一般特质来定义这些概念。

哈特（Harter）关于自我表征的论述是核心所在。年幼的孩子会建构起关于自身可观察特征的具体表征。到了中童期和晚童期，他们开始概括行为倾向，比如”乐于助人”或”友善”。进入青春期后，单一的特质抽象概念整合为高阶抽象概念，从而能够化解矛盾——例如将”开朗”和”忧郁”统一在”喜怒无常”之下。将这一框架应用于道德认同：年幼的孩子可能将”有道德”定义为不偏袒、不作弊、公平分享；后来这些行为变成了”公平”；青春期时，公平与其他自我表征相互协调，并可能优先于自我、他人或集体关切。这个人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看重公平的人。

因此，道德认同目标不再紧密绑定于特定行为和情境，而越来越多地适用于涉及陌生人的多种场合。儿童的道德认同更为具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研究者研究它时，更多使用具体的行为描述而非抽象的价值观标签。

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 (External vs. Internal Motivation)

道德认同植根于人际与内心两个层面。人们渴望被道德共同体视为可敬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与内心的道德信念保持一致。目标实现的方式因此不同。若道德认同依赖他人认可，评判标准便是外在的；若依赖内在准则，标准便在内。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框架。动机并非简单的外在或内在之分，而是处于一个自我整合的连续谱上。外在动机指行事因感到被迫或未完全接纳；内摄动机（Introjected motivation）则更靠近内部，表现为他人的认可或否定影响自我价值。认同动机（Identified motivation）意味着个体接受了行为本身的重要性。整合动机（Integrated motivation）则让认同的动机与个人的其他需求、目标和理想协调一致。内在动机跨越不同领域更持久，因为它较少依赖外部条件。

Krettenauer 认为，这是唯一有相对直接实证支持的发展趋势。在对14至65岁加拿大参与者的横截面样本研究中，Krettenauer 与 Victor 发现，随着年岁增长，外在道德认同动机逐渐减弱，而内在动机则不断增强。变化最剧烈的阶段是青春期和成年早期，25岁后趋于平缓。在一项针对9至15岁孩子的研究中，研究者问他们：诚实、公平、善良、乐于助人等道德品质为何重要？回答被分为外在、内摄、认同或整合四类。从童年晚期到青春期中期，外在和内摄类回答减少，而整合类回答增加。

章节末尾区分了亲社会行为动机与维持道德认同的动机。Warneken 和 Tomasello 发现， 14 至 18 个月大的婴儿在无奖励的情况下自发性地帮助他人，而奖励反而削弱了帮助行为。这说明幼儿在道德认同形成之前，已具备内在的帮助动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道德认同动机是内在的。当自发的行为倾向较弱时，他们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可能主要是为了留下好印象。

预防导向与促进导向 （Prevention vs. Promotion）

调节定向（Regulatory Orientation）关乎人们如何追求目标。促进定向推动目标实现，推动进步；预防导向则守护已有成果，防止倒退。这种区分适用于目标、策略乃至具体战术。在健康行为中，有人通过食用全食物来促进健康，也有人依靠避免久坐来预防衰退。

道德认同既可以通过行为与身份的匹配来追求，也可以通过规避不匹配来维持。一个人可以展现善良或诚实，参与志愿服务或捐款，让身份与行为彼此契合。也可以选择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窃，从而避免不匹配。调节匹配理论（Regulatory Fit Theory）指出：预防导向的道德认同更擅长抑制反社会行为，而促进导向的道德认同则更有利于推动亲社会（prosocial）行为。

从发展角度看，儿童的自我概念带有明显的积极偏差（Positivity Bias）。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认知、社交和道德能力都持乐观态度。这种偏差在幼儿期最为强烈，小学阶段逐渐减弱，但直至童年晚期依然存在。托马斯（Thomaes）等人让 9 至 12 岁的儿童完成“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的人”这一句子，结果发现积极描述的数量是消极或中性描述的三倍。关心、诚实、可信、乐于助人等道德品质名列前茅。

积极偏差的来源包括认知局限、实际发展成就、社会化以及进化的适应性。年幼儿童难以区分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因此实际特质和渴望特质常常混淆。他们的乐观部分源于真实的成长体验——能力在不断提升，这也有助于降低对失败的恐惧。儿童还倾向于相信积极特质会保持稳定，消极特质则会自然改善。成年人则不那么乐观，也不认为消极特质会自动好转。

克雷特瑙尔（Krettenauer）认为，这种自我保护的积极心态会蔓延到道德认同中。如果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没有差别，那么朝向道德自我理想的促进定向就不再突出。维持现状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儿童的道德认同更倾向于预防定向而非促进定向：他们更在意避免道德认同与行为之间的不匹配，而非积极寻求匹配。普莱蒂（Pletti）等人的研究发现，对于道德认同较强的 10 岁儿童而言，观察反社会行为比观察亲社会行为更能吸引其注意资源。随着积极偏差减弱、真实-理想区分逐渐清晰，预防定向开始让位于促进定向。哈迪（Hardy）等人发现，青少年理想道德自我（Ideal Moral Self）能够超越常规道德认同测量，显著预测更低的攻击性、更高的利他行为和更好的学校适应。

有待实证深究的议题

Krettenauer 指出，这一框架植根于发展研究，但至今仍属推测。三个核心经验问题浮现：目标特征的稳定与可塑、贯穿生命全程的发展趋势、以及促进道德认同发展的机制与因素。

关于稳定与可塑，三种目标取向既可作为特质研究，也可作为状态考察。提升与预防可以被启动，但个体在长期调节焦点上也存在差异。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可被操纵，却也因人而异。解释水平会响应情境线索，但同样反映稳定的个体差异。在日常日记数据中，道德认同本身兼具稳定与变动成分。研究者必须厘清：道德认同的目标特征究竟是稳定的个体差异，还是随情境波动？

关于生命全程趋势，Krettenauer 重申了方向性论断：道德认同从具体走向抽象，从外在走向内在，从预防走向提升。但不存在绝对的终点。成年人未必完全抽象、内在、以提升为导向；儿童也未必完全缺乏这些特征。论文聚焦于童年中期到成年早期，但道德认同的发展很可能持续进行。变化节奏可能不一，有时甚至逆转。道德认同的发展还可能涉及个体对“道德之人”的主观定义变化，以及道德认同相较于其他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变化。

关于机制，该框架目前是描述性的。可能的机制包括：从日益复杂的自我表征中提升抽象水平；从自我保护乐观的消退中转向提升导向；从有机体的自我整合中发展内在动机。这些过程包含认知、情绪与动机成分，且可能彼此关联。内在动机可能削弱对认同失败的防御，并增强道德行动中的积极情绪；提升导向则可能催生更抽象的道德认同——因为其视野已超越具体行为。

结论

克雷特瑙尔回到核心问题：儿童的道德身份与成人有何不同？答案在于一个目标框架。道德身份，就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目标。这一框架弥合了两种对立观点：晚发说认为道德身份是青少年或成年早期的成就，早发说则认为它始于童年中期。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持有道德身份目标，但其特征会随着发展而变化。随着年龄增长，道德身份目标变得更抽象、更内驱、更趋近导向。

这些特征并非装饰，它们影响着动机的动态变化。抽象目标能帮助人们抵挡短期利益的诱惑。内驱动机让道德行为不再那么依赖奖励与惩罚。趋近导向促使人们主动寻求道德机会，而不仅仅是避免不道德行为。而一个具体、外驱、预防导向的道德身份，则更容易陷入道德许可、道德虚伪和道德脱离，从而可能削弱道德身份与道德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

克雷特瑙尔指出了三个理论优势。其一，这一框架为长期分裂于晚发说与早发说的领域提供了内在一致性。其二，它强化了道德身份的发展属性，回应了该概念在童年期到青少年期、成年期之间缺乏连续性的质疑。其三，它补充了托马塞洛的研究——托马塞洛追问六、七岁儿童缺失了什么，并认为答案是文化知识；克雷特瑙尔则指出，差异不仅在于知识本身，更在于道德身份如何作为目标被表征，以及这一目标如何驱动行动。这篇论文，最终将早发说与晚发说纳入同一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