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关于多元文化咨询教育的对话视频,三位咨询教育者坐在一起,讨论如何整合多元文化咨询能力、情绪智力和关系文化理论。这本该是一场常规的学术讨论,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不是那种读到新知识的兴奋,而是一种更根本的震动——原来我一直以为中立的、科学的、普世的东西,可能从一开始就带着看不见的偏见。
视频里提到一个例子:一位穆斯林背景的女大学生来做咨询。她的家庭期待她保持与家人的紧密联系,重大决定都会征询父母意见。一个接受传统西方心理学训练的咨询师很可能会认为这是「分离-个体化」不足的表现,可能会鼓励她「独立」,「做自己的决定」,甚至暗示她需要与家庭「建立边界」。这位咨询师完全出于善意——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帮助来访者走向成熟和自主。但问题在于,这种「帮助」是建立在一套特定文化价值观之上的:独立胜于依赖,自主胜于连接,个体化胜于关系维系。
临床督导室里,类似的讨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个来访者似乎与母亲过度纠缠」「他表现出明显的共依存特征」「她需要学习情绪调节」。这些话听起来如此专业,如此客观,仿佛我们只是在陈述事实。但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想想——什么叫「过度」?谁定义了「纠缠」?为什么每天和母亲通话就是病理的,而一周打一次电话就是健康的?答案并不在什么科学研究中,而是在我们从西方中产阶级文化中继承来的关于「正常」家庭关系的假设里。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咨询学生会不假思索地搬用这些术语。他们看到来访者与家人保持紧密联系,看到来访者渴望与朋友建立深度连接,就迅速贴上「依赖特质」甚至「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标签,然后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帮助对方变得「独立」。
这种做法的问题不仅在于文化不敏感,更在于伦理上的危险性——它暴露出这些学生对自身文化假设的反思严重不足。当一个准咨询师能够如此轻易地将文化差异病理化,将关系取向解读为心理缺陷,这不仅是个人训练的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培养批判性思维这个环节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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