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弗洛伊德诞辰百年庆典系列讲座之一，本文于 1956 年 4 月在公谊会会所宣读，后首发于《精神分析与当代思潮》，J. D. 萨瑟兰编（伦敦：霍加斯出版社，1958 年）。
这次演讲里，我不会提出什么比伯克更深奥的说法。两百年前，他已经写过一句话：罪疚，栖身于意图之中。伟大人物偶然闪现的洞见，乃至诗人与哲学家精心搭起的思想体系，往往缺乏临床上的可用性。精神分析却不同。许多过去只能藏在伯克这类句子里的东西，如今已经能够进入社会学，也能够进入个体治疗。
精神分析师谈罪疚时，总会自然地从成长出发。他关心一个人怎样发展，怎样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关心这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分析师来说，研究罪疚感（Sense of Guilt），其实就是研究一个人的情感成长。人们通常认为，罪疚来自宗教或道德教育，仿佛它是一种需要从外面灌输的东西。这里，我想换一个方向。我不会把罪疚视为需要教给人的观念，而会把它看作人类个体发展的一部分。文化当然重要，而且极其重要。但所谓文化，本身也可以看成无数个人生命模式相互交叠的结果。换句话说，要理解社会心理与群体心理，线索最终仍在个体心理之中。那些相信道德必须被灌输的人，会依照这个信念教育孩子。这样一来，他们也错过了一种乐趣：亲眼看着一个孩子，在良好而适合他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长出自己的道德感。
这里，我不准备讨论先天禀赋上的差异。事实上，我们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一个不存在智力缺陷的人，会因为先天原因而完全无法发展出道德感。另一方面，道德发展的确有成有败，而且程度各异。接下来，我会尝试解释这些差别。毫无疑问，有些儿童和成人的罪疚能力存在缺陷，而这种缺陷，并不特别取决于一个人的智力高低。
为了让讨论更清楚，我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主要部分：
1．那些已经发展并建立起罪疚能力的人，他们的罪疚感如何运作。
2．罪疚感在个体情感发展中，究竟从哪里开始。
3．某些人身上，为什么会显著缺少罪疚感。
最后，我还会谈到，罪疚能力如何丧失，又如何重新恢复。
一、先假定罪疚能力已经建立
罪疚这个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论里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如果我理解得没错，弗洛伊德早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那些已经可以假定具有罪疚能力的人。因此，我先谈谈弗洛伊德的观点：在健康状态中，罪疚对于无意识意味着什么，以及罪疚感可能出现哪些精神病理变化。
弗洛伊德的研究告诉我们，真正的罪疚存在于意图中，更准确地说，存在于无意识的意图中。实际犯罪并不是罪疚感的原因。相反，它有时正是罪疚的结果，而这种罪疚，早已存在于犯罪意图之中。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责，才指向现实中的犯罪；道德意义上的罪疚，则属于内在现实。弗洛伊德使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变得可以理解。在早期理论里，他主要讨论本我（Id）与自我（Ego）。所谓本我，指的是本能驱力；所谓自我，则是整个自体之中，与环境发生联系的那一部分。自我会改变环境，让本我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它也会约束本我的冲动，好让环境所能提供的一切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归根到底，目的仍是本我的满足。到了 1923 年，弗洛伊德又提出了超我（Superego）这个概念，用来指那些被自我接纳，并被用来约束本我的力量。
在这里，弗洛伊德用一种近似「经济学」的方式来理解人性。这是一种刻意的简化，为的是先建立一个能够运转的理论模型。这套思想中也隐含着某种决定论：假定人性可以被客观研究，也可以像物理世界一样，受到某些规律的支配。如果只使用自我与本我的语言，那么罪疚感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带着特殊性质的焦虑，它来自爱与恨之间的冲突。因此，罪疚感意味着一个人已经能够容纳矛盾情感（Ambivalence）。一个人既爱，又恨，两种情感同时存在，于是内部产生冲突。罪疚与这种冲突之间的关系，并不难理解。但弗洛伊德把这种冲突进一步追到它的根部，并指出，这些情感扎根于人的本能生活。在分析成年人时，尤其是神经症患者而非精神病患者，弗洛伊德会一次又一次回到患者的童年，回到那些无法承受的焦虑，也回到爱与恨最早的碰撞。如果把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压缩到最简单的形式，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一个发展健康的男孩，会与母亲建立一种包含本能成分的关系。在他的梦与幻想里，这种关系甚至带有恋爱的意味。于是，他会幻想父亲死去；紧接着，又出现另一种恐惧，他害怕父亲，也害怕父亲会摧毁自己的本能潜能，这就是所谓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可与此同时，男孩又爱父亲，也尊敬父亲。于是，同一个孩子体内出现了两股力量：一边是恨，是想伤害父亲；另一边是爱，是对父亲的依恋与敬重。正是这种冲突，把孩子带进了罪疚。而罪疚的出现，说明孩子已经能够承受这种冲突，并把它留在自己的心理内部。事实上，这种冲突并不是疾病，它属于健康生命本身。
真正重要的是，弗洛伊德让我们认识到，即使在健康发展中，焦虑与罪疚的高峰也有一个最初的时间点。也就是说，它最早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境：一个带着生物本能的幼儿，生活在家庭里，第一次进入人与人之间的三角关系。这里，我当然把问题简化了。我不会讨论兄弟姐妹关系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也不会讨论那些不由父母抚养，或在机构中长大的儿童，会怎样发展出相应的形式。
早期精神分析在描述爱的冲动时，很少谈及其中的破坏性目的，也较少讨论攻击驱力。而只有在健康发展中，这些攻击性的驱力才会与色情性的力量充分融合。后来，这些内容不得不被纳入罪疚起源的理论，我很快会谈到这一点。但在最早的表述里，结论很清楚：罪疚生于爱与恨的碰撞。只要爱包含本能成分，这种碰撞便无可避免。它最早的原型，可以在幼儿期看见。
所有精神分析师都熟悉一种临床变化：患者原先的症状逐渐被一种更正常的发展所取代，也就是罪疚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患者越来越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幻想，也越来越能够接受其中的内容，于是原本显得荒谬的罪疚，慢慢有了来路。罪疚感有时确实荒谬得惊人。伯顿的《忧郁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中，就收集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在长期而深入的分析里，我们常会看到患者什么都能怪到自己头上，甚至那些发生在童年早期，明明只是偶然的不利环境，他们也会觉得是自己的错。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八岁的男孩越来越焦虑，最后甚至从学校逃走。后来发现，他一直被一种难以承受的罪疚压着，因为他的一个兄弟姐妹死了，而这个孩子去世时，他自己甚至还没有出生。男孩最近才得知这件事，他的父母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消息竟会如此困扰他。这个孩子不需要接受漫长的分析。几次治疗性会谈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对于那场死亡的罪疚，其实是从俄狄浦斯情结那里移置（Displacement）过来的。他原本就是一个相当健康的孩子。得到这些帮助以后，他重新回到学校，其他症状也随之消失。
超我
1923 年，超我概念被正式提出。这是精神分析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缓慢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跃迁。弗洛伊德完成了最早的开拓，当他第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儿童的本能生活时，几乎独自承受了外界的震动与反弹。后来，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开始使用精神分析技术，也积累起自己的临床经验。等到弗洛伊德提出「超我」这个词时，他身边已经有了一群同行。这个新概念指向的是：自我为了应对本我，会动用一组内部力量，而这些力量值得拥有自己的名字。孩子会一点点获得这些控制力量。仍以一个过度简化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例，男孩会把那个既让他尊敬，又令他害怕的父亲带进自己的心理内部，也就是说，他把父亲内摄（Introjection）了。从此，孩子像是在内部携带着一套控制力量。这套力量并不直接等同于现实中的父亲，它来自孩子如何看待父亲，也来自他如何感受父亲。因此，那个被内摄的父亲形象高度主观，还会受到其他父亲式人物的影响，也会染上整个家庭文化的色彩。这里的「内摄」，简单来说，就是在心理与情感层面接纳某个对象；使用这个词，是为了避免「吞并（Incorporation）」所带来的那些更具体，也更功能性的意味。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罪疚感的出现，意味着自我开始能够与超我相处。焦虑，已经成熟为罪疚。在超我概念中，我们再次看到那个核心命题：罪疚的发生属于内在现实，也就是说，罪疚栖身于意图之中。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手淫以及一般的自体性活动，会激起如此深的罪疚。手淫本身当然不是犯罪，真正汇聚在其中的，是整个手淫幻想里的意识意图与无意识意图。
以这种极度简化的男孩心理模型为起点，精神分析后来开始研究男孩与女孩不同的超我发展，也开始研究男性与女性在超我形成、良心模式，以及罪疚能力的发展上，究竟有哪些差异。超我这个概念后来不断扩展，很快人们便发现，只说「孩子把父亲内摄进来」，还是太简单了。每个人的超我，都有一段更早的历史。后来，内摄对象可以逐渐变得像一个人，也可以逐渐带上父亲的形象；可在更早的阶段，那些被孩子用来控制本我冲动的内在力量，还没有如此人性化，它们甚至可能非常原始。于是，当我们观察婴儿与儿童的罪疚发展时，会看到一条漫长的路径：一开始，是粗粝的恐惧；慢慢地，它变成一种关系，像是面对一个值得敬重的人，这个人能够理解，也能够宽恕。有人曾指出，儿童超我逐渐成熟的过程，与早期犹太历史里一神教的发展，存在某种平行。无论我们怎样描述罪疚背后的心理过程，都不能忘记一件事：罪疚感即使存在于无意识中，即使表面看来荒谬不堪，它依然意味着某种情感成长，某种自我的健康，以及某种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