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不只是少一点创伤:EDN 如何影响成年后的心理健康与道德功能
2016 年,Darcia Narvaez、Lijuan Wang 和 Ying Cheng 在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The evolved developmental niche in childhood:Relation to adult psychopathology and morality》。这篇文章延续了 Narvaez 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人类儿童在进化过程中本来就期待某些特定的养育条件,那么这些条件的缺席,是否会在成年后留下心理和道德层面的痕迹?
这篇论文并不是在讨论一个全新的临床诊断,也不是在提出某种治疗技术。它更像是在把一个熟悉的问题翻过来:过去几十年,心理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已经非常重视童年创伤,尤其是 ACE,也就是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童年逆境经验。ACE 研究关注的是童年时期是否经历过虐待、忽视、家庭暴力、父母成瘾、家庭成员入狱等负面事件。大量研究已经显示,童年逆境越多,成年后的身心健康风险越高。
Narvaez 等人想补上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半。一个孩子没有被严重虐待,不代表其发展环境就是充分的。没有明显创伤,也不等于得到了人类儿童本来需要的关系性滋养。于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出来:心理健康和道德成熟,是否不仅需要「坏事不要发生」,也需要「好东西确实发生」?
这篇论文的关键词是 Evolved Developmental Niche(EDN,进化发展生态位)。所谓 EDN,指的是人类儿童在进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一整套早期照料环境。作者认为,每一种动物都为自己的幼崽提供某种发展生态位,这个生态位与幼崽的成熟节奏相匹配。人类婴儿尤其脆弱、依赖时间长、出生时大脑仍处于高度未成熟状态,因此更需要稳定、密集、回应性的照料系统。
在这篇研究中,EDN 被具体操作化为几个童年经验维度:亲密而充满爱的身体接触,较少体罚,自由玩耍,家庭共同活动,积极的家庭情绪氛围,较少负面家庭氛围,以及照料者对儿童需要的回应。作者原本也询问了母乳喂养,但由于太多成年人无法回忆或没有回答,这一项没有纳入正式分析。
这项研究的样本包括 606 名美国成人,其中一部分是美国中西部一所私立大学的心理学导论课程学生,另一部分来自 Amazon Mechanical Turk。研究者让这些成人回忆 18 岁以前的童年经验,并填写一系列量表,包括安全依恋、内化性心理病理、道德能力和伦理取向。
这里的「内化性心理病理」主要指抑郁和焦虑相关症状。所谓「道德能力」,论文主要测量了三个维度:empathic concern(同情性关怀)、perspective taking(观点采择)和 personal distress(个人痛苦)。这三者看起来都和「共情」有关,但其实差异很大。同情性关怀是对他人的温暖和关切;观点采择是理解他人立场的能力;个人痛苦则是当看到他人痛苦时,自己被不适、焦虑或无助感淹没的程度。
论文还使用了 Narvaez 的 Triune Ethics Meta-theory(三重伦理元理论)来测量成人的伦理取向。作者区分了三种方向:Engagement(投入/关系性取向)、Social Opposition(社会对立)和 Social Withdrawal(社会退缩)。Engagement 指的是关怀、合作、同情和关系性在场;Social Opposition 更接近外化的自我保护,比如警觉、对抗、好斗;Social Withdrawal 则是内化的自我保护,比如退缩、顺从、胆怯和不敢表达。
整篇论文最核心的模型,可以写成一条链:
童年 EDN 经验 → 成年安全依恋 → 较低内化性心理病理 → 道德能力 → 伦理取向
换句话说,作者假设:如果一个人在童年得到更多符合 EDN 的照料,那么成年后更可能拥有安全依恋;安全依恋又会与较低的抑郁、焦虑等内化性症状相关;较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会支持更成熟的道德能力;而这些道德能力进一步影响一个人是更倾向于关系性投入,还是更倾向于对立或退缩。
研究结果大体支持了这个模型,但支持的方式很有意思。
第一条被支持的路径是:EDN → 安全依恋 → 较低心理病理 → 更好的观点采择 → 更多 Engagement。也就是说,童年经验越符合 EDN,成人越可能有安全依恋,内化性心理病理越低,也越能理解他人视角,最终更倾向于关怀、合作、同情和关系性在场。
第二条路径是:EDN → 安全依恋 → 较低心理病理 → 更好的观点采择 → 更少 Social Opposition。这里仍然是观点采择发挥关键作用。一个人越能在心理上理解他人的处境,就越不容易进入敌对、警觉、好斗的伦理姿态。
第三条路径则是:EDN → 安全依恋 → 较低心理病理 → 较低个人痛苦 → 更少 Social Withdrawal。这条路径说明,如果一个人在面对他人痛苦时不容易被自己的焦虑淹没,就更不容易进入退缩、顺从和冻结式的伦理取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empathic concern,也就是同情性关怀,并没有成为有效中介。换句话说,真正解释伦理取向差异的,并不是「我是否觉得自己很关心别人」,而是更具体的两个能力:我是否能理解他人的视角,以及我是否会在他人的痛苦面前被自己的痛苦淹没。
这对临床理解很重要。很多时候,一个人看起来「不够有同理心」,未必是因为道德上冷漠,也可能是因为其神经系统处在威胁或过度唤醒状态中。当他人的痛苦出现时,ta 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感觉太多,以至于只能退回自我保护。个人痛苦太高时,注意力会从「对方正在经历什么」转向「我现在承受不了」。在这种状态下,道德能力就不再只是价值观问题,而变成调节能力问题。
论文的另一个重点,是作者尝试证明 EDN 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来理解。研究者对 EDN 的多个指标做了因子分析。结果并不完美,但总体上支持将它们合成为一个 EDN 综合分数。更重要的是,无论作者使用单个 EDN 指标,还是使用综合分数,主要的中介模型都呈现出相似结果。这让作者认为,EDN 不只是几个孤立的养育行为,而更像一个共同作用的发展系统。
不过,这篇论文的限制也必须清楚地说出来。它是一项横断面研究,也就是说,所有变量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测量的。它不能真正证明童年 EDN 导致了成年结果。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回溯性自陈:成年人如何回忆自己的童年,可能会受到当前心理状态影响。一个现在心理健康较好的人,也许更容易积极地回忆童年;一个现在抑郁或焦虑的人,也许更容易回忆到负面情绪氛围。
此外,研究中的安全依恋只用了单题测量,这在方法上比较薄弱。样本也主要是美国成人,包括大学生和 MTurk 参与者,不能轻易推广到其他文化。更复杂的是,作者没有充分测量遗传、气质、家庭收入、外化性心理病理,也没有纳入完整的 ACE 指标。因此,这篇论文更适合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早期证据,而不是最终结论。
即便如此,它仍然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框架。ACE 研究提醒我们,童年发生的坏事会影响成年后的身心健康;EDN 研究则提醒我们,童年缺席的好东西同样值得被看见。一个孩子可能没有经历严重虐待,却长期缺少身体接触、自由玩耍、稳定回应、积极家庭氛围和社会嵌入。这样的缺席不一定会以戏剧性的创伤故事出现,却可能在成年后的依恋、情绪调节、心理健康和关系能力中缓慢显形。
对心理咨询来说,这意味着评估童年不能只问「发生了什么伤害」,也要问「本应存在的支持是否存在」。一个人的成长环境里,有没有可以回应需要的成人?有没有足够的身体安抚?有没有自由玩耍的空间?家庭情绪氛围是开放、放松和安全,还是长期充满羞耻、恐惧、愤怒和麻木?这些问题并不比创伤事件清单更轻。
这篇论文最后走向了政策讨论。作者认为,如果婴幼儿无法自己争取这些发展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可能影响一生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功能,那么提供 EDN 一致的照料就不只是私人家庭选择,而是社会正义问题。她们提到孕期支持、亲婴医院、助产士和导乐、带薪育儿假、公共育儿教育等制度安排。这里的政策主张显然超出了这项研究本身能够证明的范围,但它延续了 Narvaez 一贯的立场:儿童发展不应该被理解为父母个人能力的孤立结果,而应放进更大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中。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篇论文,它讲的是:童年的积极发展条件,可能像童年创伤一样深刻地影响成人,只是它们常常因为「没有发生坏事」而被忽略。
这也是 EDN 框架最值得保留的地方。它迫使我们把目光从创伤事件本身,转向更宽的关系生态。人不是在真空中长大的。一个儿童需要的不只是免于伤害,还需要被触摸、被回应、被接住、被允许玩耍、被嵌入一个足够安全的关系世界。没有这些东西,个体仍然可以长大,甚至可以看起来功能良好,但某些更深的能力——安全依恋、情绪调节、观点采择、关系性伦理——可能会以更脆弱的方式形成。
这篇论文的证据还不够最终,但它提出的问题足够重要:我们如何衡量童年?是只统计伤害,还是也统计那些没有被给予的照料?在这个意义上,EDN 不是 ACE 的替代品,而是它的另一面。只有把两者放在一起,童年经验对成年人的影响才会变得更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