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一章所言，过去几十年里，助人专业已经高度医疗化（Chodoff, 2002; Hansen, 2005a; Shorter, 1997; Szasz, 2007b; Wampold, 2001）。学生学的是处理特定问题的专门技术。专业人员定期为来访者下诊断，并据此提供治疗。处方式的（Prescriptive）、技术性的训练与执业成了常态；而更深层的专业反思，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在路边（Hansen, 2003; 2009a）。
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当代心理健康文化里的这种技术倾向压抑下去。「帮助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让症状消失，算是帮助？还是说，专业人员理应尝试改变来访者的心理构造？更大的文化是如何影响助人专业的？咨询师真的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来访者吗？又或者说，专业判断里始终都有主观的成分？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是当下助人产业不再常常考虑的、重要的哲学问题。
可是话说回来，为什么要问哲学问题？毕竟，哲学家常被讥为「象牙塔里的肚脐凝视者」，提出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没完没了地辩论各种可能的答案。咨询师所做的事，是帮助那些处于心理痛苦中的人。一位哲学家究竟能给一位面对抑郁来访者的咨询师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呢？哲学家有奢侈，可以追问「一个人是否应当被允许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助人的专业人员却别无选择，只能阻止来访者自杀。哲学式的发问，是给安乐椅理论家的，不是给真正靠工作谋生的专业人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