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无聊又琐碎的问题。然而，越是琢磨，答案越是飘忽。我们日常里常说自己「认识」某人。我认识系里的秘书、我的妻子、上周末派对上结识的那个人、我的孩子，还有送信的邮差。
如果有个爱较真的人追问我：你怎么知道你认识这些人？
我大概会说，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聊过天，我对他们的了解也常常在他们的回应里得到验证。比如说，我知道我最小的孩子爱吃辣，最大的那个则避之不及，因为我跟他们有过无数次相处和对话，把这些偏好印证了一遍又一遍。我认识他们。
然而，我假想的那位提问者大概不会就此罢休。
对某种食物的偏好，真的就构成「认识」一个人吗？如果不算，那要怎样才算完整地认识另一个人？到了哪一步，你才能终于宣告：我认识此人？
为自己辩护，我或许会回答说，认识是有程度差别的。认识是一个连续谱，而不是非此即彼。然而，他对我这些回答仍旧不满意，于是又抛出一整套更棘手的难题，逼我重新审视所谓「认识他人」的说法。
比如说，他可能会指出，我若声称认识某人，就必然意味着对方经验中的某些成分在我脑中被复制了一份。我若说我知道我妻子对虐待动物深恶痛绝，就意味着下面两点必须成立：（a）我妻子心中有一段关于虐待动物的具体感受内容；（b）这段同样的内容在我心里被复制并存储了下来。两段心理内容相互吻合，我才能说我「认识」我妻子（至少在这件事上）。
所以，认识某人必定意味着：被认识者心中的某些内容，与认识者心中的内容是相吻合的。然而，他大概会笑着指出，我们根本无从证实我心中的某些内容果真对应着所谓被我认识者心中的相应内容。我们看不到任何人心里的内容。那么，又怎么能确定这种吻合存在？
我可能会回答说，我知道这种吻合存在，因为被我「认识」的人，会替我验证其中一部分内容。如果我走到妻子面前，问她是否觉得虐待动物令人难受，她会说是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两人心中内容相吻合的明证。
走到这一步，那位刨根问底的提问者大概会接着指出，我对他人的所有认识，都依赖于「语言」这个交流载体。我恐怕不得不承认他大概是对的。我知道我朋友认同进步派的政治立场，因为他亲口告诉我；我知道托马斯·爱迪生是一位极其坚持的发明家，因为我读到过他的故事；我知道那位编辑不喜欢我最新写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寄来一封拒稿邮件直说。看起来，认识似乎是一种依赖语言的现象（Hansen, 2008）。
他会接着说，既然认识总是依赖语言，那么人与人之间要彼此认识，语言就必须足以承载并传递人类经验。我心中的内容要与所谓被我认识者心中的某些成分相吻合，语言至少须经历下列三步沟通：
他人心中存在某种内容；
他人将这内容转译为语言，并传达给我；
我接收这一语言信号、加以解读，再把对应的内容存进自己的脑中。
然而，假设这几步真能顺畅而准确地进行，本身就站不住脚。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当人类经验那层层叠叠的丰厚内涵，被硬塞进语言这种「咕哝与尖叫」（Frederickson, 1999, p. 252）里时，必有大量东西流失（Spence, 1982）。
一把廉价口哨吹不出整部交响乐的丰沛，语言这件工具也几乎注定无法承载人类经验那繁复多维的厚度。所以，既然「认识」是一种依赖语言的现象，那么以为一个人心中的内容能够精确地传送（连同最简单念头里都缠绕着的那层层意义之网）到另一个人心里，本身就近乎荒谬。
那么，认识一位来访者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个轻易能答的问题。我那位假想提问者抛出的种种难题，揭开了「一个人能认识另一个人」这一说法背后的重重困境。大多数人大概对这些问题并不太上心。然而，我的智识与情感取向里似乎有某种东西，让这个问题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显得格外有分量。
这个问题对我个人与职业的意义
从孩提时起，远在我能为它命名之前，我心里就埋着一种深沉、隐隐作痛的孤立感。我说的「孤立」，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孤单」。我一向有不少朋友、家人也支持我，身边也总有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说的孤立，是一种深切的着迷与不安：我的心，与他人的心，是完完全全分开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活在自己的脑袋里。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譬如放学回家路上脑中那番丰盈交错的思绪，永远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进另一个人的脑袋。没有人能完整地理解我。我是孤独的。
这种存在性的孤立感始终是我的一部分，尽管它并非时时浮在意识层面。我并未为此苦痛万分，但年岁渐长，它在心里冒头的频率越来越高。我相信，这种孤立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虽然当时我并未完全意识到）我大学时选择心理学作为主修。还在念高中时，我就听说心理学家提出过不少理论，试图理解人的内心世界。我大概在潜意识里盘算着：或许，我能通过学习心理学，把这道关于人之孤立的谜题解开。
心理学是一门令我着迷的学问。而在我读过的所有理论家里，最打动我的莫过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读他的《精神分析引论》（Freud, 1916/1963）和《释梦》（Freud, 1900/1953），是一场令我屏息、改变了一生的体验。
与其他理论家不同，弗洛伊德为心灵绘出了精细的地图。我想，也许我可以借这些地图，为自己找到一条走出孤立的路。更何况，弗洛伊德还为我的孤立感添上了一笔大胆、诱人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注脚：不仅认识他人是个难题，人甚至连自己都未必认得！弗洛伊德的心灵地图诱我入局，而「潜意识」这个概念则把我彻底钓上了岸。我中招了。
后来我考入了一所临床心理学的博士项目。我刻意选了一所精神分析取向很强的院校。我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与实务里浸了整整六年，那是一段极为充实的岁月。这一路上，我对精神分裂症产生了浓厚兴趣。
回过头看，我对精神分裂症的兴趣，与我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根上是同一处。两者都从我那份孤立感里生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交谈，让我有种被宽慰的感觉，因为他们存在中的那种孤立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说，当一位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宣称没有人会相信的事情（比如他说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他独自一人困在自己的体验里，是一目了然的。反观我们与那些大体上和自己持相同信念的人交谈时，孤立的事实并不显眼。
比如说，同事向我倾诉她对学校里某件事的挫败，我点头、试着共情她的烦忧、给出种种我「懂你」的信号。我们都不觉孤立，因为那次互动里有一种「心灵真的相通了」的错觉。多么大的谎啊！对我来说，精神分裂症是最毫不掩饰、也最真切印证我个人感受的一句实话：我们永远独自一人。
毕业后，我天真地寻一份能把两种兴趣付诸实践的工作：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做精神分析治疗。在 1990 年代初，那是一个由生物医学模式和认知行为主义独霸天下的年代，对一位心理学家来说，很难想出比这更糟糕的职业目标了。说来惊奇，我居然在一家精神科住院医院谋得了职位，得以追随我自己的兴趣。
这份工作在某些层面让我感到充实，但住院部那种例行公事的节奏渐渐令我厌倦。三年之后，我接受了奥克兰大学（Oakland University）咨询系的教职。新晋教授须自行开辟一条学术研究的路径。我最终把心思放在了对咨询中的哲学议题的探究上。如今回望，不难看见：我笔下探索的诸多议题，其实都从那同一种孤立感里涌出，那种孤立感几乎塑造了我所有的职业抉择。写作于是成了我的一种治疗：一种在智识层面、以追问的方式去解开那团卡在我心头深处的孤立之结。
「认识」这一议题对我个人固然要紧，但对所有从事助人专业的人也至关重要。咨询或心理治疗的核心，就在于两个人之间一场长长的对话。在个体咨询里，来访者带着心理上的痛苦走进来寻求纾解。咨询师要努力把对话编排得既能持续推进，又能帮助来访者走出困境。可以推想：不论咨询师持何种理论取向，他都必须先「认识」来访者，才谈得上帮助。
然而，这个「认识」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把本章开头那番批判摆在面前之后？认识是助人的前提吗？关于来访者，哪些信息是咨询师真正需要去知道的？咨询师又如何能确信自己对来访者的认识是准确的？这些都是难解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助人事业是否成立，恰恰系于这些答案。
可惜，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家在这些问题上能给我们的帮助并不多。助人专业里那些伟大的理论奠基者，绝大多数并不操心正式的哲学问题。不过，从他们的著作里，往往还是能读出他们对「认识」的种种隐性预设。
何谓认识一位来访者
依我之见，把「主观性」的深处掘得最透的两位理论家，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所以，在助人专业里讨论「认识」，就不能绕过他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