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课，教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Why is it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patterns in the field? How do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als and contextual parameters relate to your answer to the first question?
为何在该领域考虑历史背景和文化模式至关重要？普遍性与情境参数之间的关系如何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关联？
这个问题，可能在你的领域中，也比较重要，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当我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大脑里面有三个模型。一个是历史时间轴（Timeline），一个是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另一个是乔治 · 恩格尔（George Engel）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
历史 · Historical Timeline
首先是历史时间轴，一些形而上的培训机构会称作「历史观」。可能我将要说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之中，但因为我只涉猎心理领域，所以只会围绕心理而言。这便是我的局限性。如果你上周阅读了我翻译的书籍《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哲学议题》的第一章，那么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历史中研究者的因为自身所处文化而带有的局限性。
作者是这样写的：
本书潜藏着一个核心主旨：任何思想，终究诞生于人类的心智。因此，若不深入了解思想提出者的意义体系、个性特质、内心挣扎与认知偏见，我们便无法真正透彻地理解并评判其理论。例如，在研究精神分析时，倘若了解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自视为严谨的科学家，常难以容忍异见，且童年备受母亲溺爱，这些背景无疑极具启发性。正是创始人的这些个人印记，帮助我们理解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多重面向，例如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培训机构中存在的僵化教条，以及传统弗洛伊德观念中那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同理，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在农场的成长经历与神学院的训练背景，也为我们理解人本主义关于成长与自我实现的理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意义语境。
然而，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思想的传播者们很少会揭示那些让他们格外珍视某些理念的个人因素。或许，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承认——甚至不愿对自己承认——其理论选择深受主观世界的影响，仿佛这样的承认会削弱其立场的客观性与说服力。事实上，在学术领域，自我披露堪称凤毛麟角——只要随手翻开任何一本学术期刊，你几乎都找不到作者探讨其研究课题的个人意义何在的论述。
弗洛伊德的理论确实忽视了女性，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事件支撑，以及为了守护自己的理论根基而防御一些反对自己言论的人，甚至断交、割裂。这些时代背景信息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除了弗洛伊德之外，还有很多「名人」都曾受困于历史局限性。
比如，REBT（rational-emotive behavior therapy）咨询技术创始人 Albert Ellis 曾写过一本治疗「同性恋」的书，叫做《Homosexuality: Its Causes and Cure》（1965）。
我在明尼苏达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心理书籍那一层的某个书架上无意找到了这本书。然而，在咨询理论课中，没有人会告诉你，著名的 Albert Ellis 曾经有这样的历史。
在《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therapy with individuals who have severe homosexual problems》（1956）揭示了：「接受积极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28名男性和12名女性重度同性恋问题患者，治疗次数从5次到220次不等。在建立满意异性恋关系方面：男性患者中36%改善轻微或未见改善，25%明显改善，39%显著改善；女性患者中33.3%明显改善，66.7%显著改善。」
后期，1973 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同性恋中精神疾病列表中删除，Ellis 随之调整立场，生命赞成并非试图「治愈」同性恋。在1976年著作《性与解放的男性》中，他明确表示：虽然存在同性性行为者可能伴发心理困扰，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EBT）的治疗目标是这些困扰本身，而非同性恋性取向。他强调 REBT 着眼于解决围绕性取向的非理性信念与情绪困扰，使个体能够回归「真实」与「人性」，而非强加狭隘的「正常」标准。后来，REBT 在这方面的治疗目标转为帮助个体接纳自身性行为，并针对他们体验到的困扰或社会压力建立更有效的应对机制。
不同的是，早在 1935 年，弗洛伊德就已经认为同性恋不是「病症」1。在《Civilized Sexuality and Modern Nervousness》一文中，弗洛伊德指出：
在今天的文化现状下，婚姻早已不是能够消除女性精神痛楚的万能药了。尽管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依然建议患有精神病的女性尝试着结婚，但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一个女孩只有足够“健康”，才能经受住婚姻的考验。
为此，我们也强烈建议男性客户们不要迎娶在婚前就已显现神经质的女性。婚姻使人焦虑不安，而抵御这种不安的最好方法就是出轨;但一个女性所受到的家教越严，越把文化的约束当回事儿，就越害怕踏上这条道路。
她们被夹在内心的欲望和自身的责任感之间难以抽身，最终只能以变得神经兮兮收场，因为唯有疾病才能保全她们的美德。婚姻只能短暂地、略带敷衍地满足当代年轻人积攒已久的性欲望，且不能持久。说它能弥补婚前禁欲的损害，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弗洛伊德认同冯·艾伦菲尔斯的观点，指出：当今盛行的文明性道德，其实是将从前对女性的禁锢强加到了男性的性生活中，从而将任何不符合婚姻制度和一夫一妻制的性行为视为禁忌。但考虑到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人们又往往未能对男性的出轨行为施以到位的惩戒，从而容许了针对男性的双重标准的存在。 弗洛伊德最终认为，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对女性思想的禁锢不仅局限于性的范畴，也蔓延到了其他领域，从而导致许多女性智力上的发育滞后，正是由性压抑所造成的思想障碍引起的。
还有很多「大家」都逃不过历史的局限性。比如，前段时间，各大高校微博转发的波伏娃，又或是上野千鹤子。这一事件在 B 站上被很多 UP 锐评，揭露了她们曾经「逆天言论」。我们不得不承认，因为意识形态，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具有窄视、历史局限性、偏见……
即使现在，在心理学专业或者心理咨询项目的课程中，提起弗洛伊德或者精神分析，你一定会听到很多笑声，或者一些人的嗤之以鼻。
现在中文互联网上盛行的「取消文化」——如自媒体博主利用、借助公共平台——父权——让某个人或事物彻底消失——中所蕴含的「非黑即白」的认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已经让一些前辈在公开场合无法诉说更多内容了，比如项飙和戴锦华所录制的一期播客、梁文道的《八分半》……，
我们不能因为某一句话而以偏概全，全然否定某个个体，而忽略其好的一面。
例如，弗洛伊德的确开创了心理咨询，并且将心理学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比如，人格疾病、移情、反移情、认知扭曲、创伤、强迫症、内在家庭系统理论等等现代心理咨询技术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身影。按照手机圈的话说，这些都是弗洛伊德的裤衩。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心理学历史，以知道某个理论所在的时间，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以知道它的前后都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将时间线拉长，从宏观角度来看，心理学脉络发展大概是：精神分析 -> 行为学 -> 认知心理学 -> 神经心理学。心理咨询现在发展了四大支柱：心理动力学、行为主义、存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
根据这两个脉络，我们也就不难发现，CBT 实际上是整合了精神分析和行为学心理学更有效的现代方法。我们也不难的只，心理学研究走向了神经科学或者认知科学研究，心理咨询走向了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整合道路。
另外，历史承载着文化和语言。在我看来，历史承载着语言和文化。Skinner 在《Verbal Behavior》一书中认为：
A culture is a set of contingencies of reinforcement maintained by a group, and language is the primary agent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is culture.
文化是一个群体维持的一组强化的偶然性，而语言是这种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
我们再来看看个人的历史。语言和行为包含着个人的历史。结合精神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对象和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文化的信息。在孤独症个案中，我详细描述了相关技巧的结合分析。当得到信息并做出假设之后，我们可以在随后的交谈中，随时纠正、舍弃假设，或者针对某一个得到验证的假设进一步的探究。
这些信息引领我调用下一个模型。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生态系统理论由心理学家乌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它强调个体的发展是在一系列相互嵌套和相互作用的环境系统中进行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要全面理解一个人的发展，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个体自身或其直接环境，而必须考察个体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生态背景。
布朗芬布伦纳将这些环境系统划分为五个层次：
微观系统（Microsystem），指个体直接参与和互动的环境，如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
中间系统（Mesosystem），指不同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例如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关系；
外层系统（Exosystem），指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其决策会影响到个体的环境，如父母的工作单位政策；
宏观系统（Macrosystem），指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社会价值观、法律和意识形态；
时间系统（Chronosystem），指个体一生中所经历的生命事件和时代变迁。
该理论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框架，用以分析个体与多层次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如何共同塑造其发展轨迹。
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发展观」，即个体是发展的。就算没有这个模型，我们似乎能发现影响孩子发展的有一些因素，比如家庭、学校、老师、朋友、社会环境、文化等等。每一层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马上意识到，影响个体的其他因素。
当历史时间线让我们得知了个体的成长轨迹、重大事件（开心的/创伤的）之后，这个模型让我们可以继续探究个体外部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比如，来自家庭的创伤、鼓励或者支持，学校老师同学们是否支持或者伤害，自媒体内容对孩子认知方面的影响……随着我们注意力从个体转移到外界甚至扩张到系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理解，个体有这样那样的行为、认知，不是因为个体本身的问题，而是外界、环境、文化所导致的。
比如，「熊孩子必然有熊家长」就是大众对这个系统观的雏形，认识到并非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长不会管孩子或者设立规矩的问题。又比如，当你得知，有一个人有精神病史的时候，可能不会立刻偏见地认为是他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会想一想他的家庭或者曾经的环境是不是也出现了问题？你也可能见到一些人换了环境之后，对方整个人都变好了，这也因为改变了外界的影响因素。
在中文语境中，我非常喜欢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提醒自己检查是否有遗漏的因素。
在咨询中，将这些因素简化为「人际关系」和「环境因素」，查看是否是环境影响的还是个体内部影响的。往往，会引出一个经典的问题——区分「什么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和「什么是自己无法掌控的」，以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面对已经被区分的「掌控」和「无法掌控」。识别压力源、课题分离、家庭系统皆来源于此。
至此，通过这个模型，我们知道了个体发展和家庭的信息以及其所处文化或者环境信息。这个模型将我们引入第三个模型。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由医学家乔治·恩格尔（George L. Engel）于1977年提出，旨在提供一个比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型更全面的框架来理解健康与疾病。
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个体的健康状况是生物（Bio）、心理（Psycho）和社会（Social）三个维度因素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
生物因素包括遗传、生理、神经化学等身体层面的影响；
心理因素涵盖了个体的情绪、认知、行为模式、应对方式及性格特质；
社会因素则涉及人际关系、家庭支持、社区环境、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文化背景等。
与仅仅将疾病归因于生理病变的生物医学模型不同，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主张，对个体的全面评估和干预必须同时考虑这三个方面。这一整合性的视角在临床心理学、健康科学以及人类发展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因为它能更深刻地解释人类行为和福祉的复杂性。
这个模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生物因素」。有时候，没有科学素养的咨询师会忽略掉药物、酒精、抽烟等对个体的身心的影响。比如，来访者可能会非常沉静，没有激情；又或是非常愤怒。这些都有可能是物质上瘾（Substance Addiction）导致的又或是一些神经类药物导致的。这时候，就需要仔细判断生物方面的影响因素。必要时，需要在咨询中，和来访者讨论或者解释药物对身心的影响。研究表明，提供信息解释，能够帮助来访者更好地了解自己和掌控自己，而非对自己不清不楚。
尾声
这三个模型是我个人处理事情的宏观思考模型。通俗地说，是「大局观」。根据交流对象的不同，这三个模型的出现没有先后顺序，有时候可以平行出现。主要的目的是，在一次很短的会面或者几句交谈之中，我们可以相对有效得到对面的一些基本信息，足以应对平时的各种社交场合。
当然，这三个模型也不是万能的。针对某一种需要，调用某一种模型即可。我能想到的难点在于，调用这三个模型的前提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要求使用者至少熟练掌握本科心理学知识。
国内咨询在文化上的不足
在国内，心理咨询仍然以「流派」（School）划分党派或是阵营。今年在国内，我参加了某个线上培训。很多参与者也有不同的培训项目，参加这个培训的目的是可以挂在平台上得到曝光或者背书。当课上练习与来访设置目标的时候，有的参与者会说「我学不会这个，可能因为我是精神动力学流派的，本身不管设置目标这回事情」。这些人不仅观念陈旧，而且不具备任何开放性，固步自封。
「我是人本的」「我是动力学的」「我是 CBT 的」「我是格式塔的」……
流派这个词汇太老了。每次听到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不是活在二十世纪那个心理学雏形正在发展的美国？心底里，总是哭笑不得。人们在这个时候用流派主要为了强调自己领域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并且和当时其他流行的理论区分开来。
现在的所有教科书，比如高中可以学习的 AP 心理学教科书中，所使用的英文单词是「Perspective」和「Approaches」，即观点/视角和方式方法。比如，「人本」是一种观点，「行为学」是一种观点，「精神分析」是一种观点，「生物进化」也是一种观点；「CBT」是方法，「REBT」也是一种方法……
因此，将一种方法或者观点视为「唯一」的解决方案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些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法一定是多视角、多行业的。比如，多科室的会诊，一台手术的不同的人员分工。我相信，这在其他领域中也十分常见。
另外，国内不考虑文化的问题，也不用考虑种族的问题。除了培训机构不培训这些内容之外，在一些咨询师的观念里，同一（Même）2的意识形态非常之深，认为所有人都是同一的，没有不同的，用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他们认为只需要加入一个流派，并成为信徒，自己就能够成为有效帮助别人的咨询师了。很多咨询师，虽然有着很多咨询经验，但实际上，和一些初学者差不到哪里去。于是，他们也无法意识到家庭文化的不同，也就意识不到多种文化下带给个体身心内外的冲突和影响，进而可能帮不到来访者。
这种文化思维、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恰恰是拉开咨询师之间差距的相对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